沉痛悼念戚本禹

　　公元2016年4月20日7时58分，举世闻名的中共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仅存的成员戚本禹离开了人世。笔者认识戚本禹十多年了，可以说是忘年交，无话不谈，他能为我有争论的《新思潮》一书写序，足以证明其能重视不同观点争鸣。今天三月，我得知其患胃癌晚期，在深圳见了最后一面，后知其又转院上海，本欲去再见一面的，可由于忙这忙那沒成行，使深圳一别竞成永别，悲乎！词曰：终知戚老故，热泪还是飞；英雄不得志，江河亦含悲！
　　
　　笔者《戚本禹小传》在网上发表，曾被戚本禹一阅，他认为事实稍有出入，并给笔者一些资料供参考，笔者很看重此事，决定在此基础上修改重发。
　　
　　从乌有之乡书店转收到戚文写的《青梅煮酒论英雄：三国人物》和《大风起兮云飞扬：两汉人物》两本书，读后震动很大。该文不为社会潮流所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以独到的历史视角纵论历史人物及事件，同历史虚无主义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线，表现出了一个坚定的老布尔什维克和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风骨、戚文本来直率高大的山东大汉形象在我眼里更加醒目了。
　　
　　戚文为何许人也？有不少读者并不知情，戚文就是文化革命中大名鼎鼎的文革小组最年轻的成员戚本禹。
　　
　　戚本禹一生酷爱读书，勤于笔耕，先后著有《先秦人物》、《两汉人物》、《三国人物》、《两晋-明清人物》（以上均为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孙承忠》（中华书局出版）、《评李秀成自述》（三联书店出版）、《周易十讲》（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大人物的变态心理》（合著，时代出版社出版）、《孙子兵法大辞典》（合编，上海科普出版社出版）、《中华易学大辞典》（合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墨子十讲》（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孙子兵法十讲》（合著，安徽文学出版社）、《孔子十讲》（合著，时代出版社出版）、《论语今译》（合著，时代出版社出版）、《十家论佛》（合编，上海出版社出版）、《今古奇观续编》（江西百花出版社出版），等等。
　　
　　笔者对戚本禹的认识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己少年时代的认识，只知道戚本禹是历史学家，很著名的左派。一九五八年三月，其在中央政治局秘书室时和林克等八人被杨尚昆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后被毛泽东斥为“八司马”事件，成为受毛主席关注的人。后来，他又著文批判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被俘变节，被毛泽东阅后大加赞赏，批示：忠王不忠，不足为训。文化革命中，戚本禹又写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雄文，把文革矛头直指刘少奇，一时名声大起，成了文革派的著名领袖之一。
　　
　　第二阶段是一九六八年一月后，戚本禹继王力、关锋后被打倒，成为文革著名事件“王关戚”的主角之一。那时的笔者虽对打倒“王关戚”有些不解，但还是迅速接受中央的观点，把他们当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坏人看。
　　
　　第三阶段是二千年后我开始反思文革，对“王关戚”事件有了新的认识。
　　
　　文革“七、二零事件”后，中国左派开始四面出击，七月二十二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提出左派要“文攻武卫”的口号，不准备妥协，试图将文革进行到底。
　　
　　八月七日，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提出毛泽东赞赏的群众专政革命主张，具有深远的意义。八月七日，王力发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支持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冲击了周恩来的政府。随即发生诸如八月二十二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
　　
　　面对左派从中央到地方冲击军队、冲击政府的浪潮，毛泽东显然不能应付多个战场，树敌过多，决定收拾打乱仗的极左势力。八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第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此后，毛泽东等以反多中心和抓五一六为名，控制了地方群众极左势力，都是为实现其结束文革战略服务的。
　　
　　王、关、戚是文革激进派代表，当时他们有无个人野心想立功进常委，对这个问题分析没有多大意义，即便有也没什么。重要的是，读者应该知道这是一种社会思潮，并不是他们三个人的事，对王、关、戚没有立专案说明毛泽东很清楚他们的性质，战略调整总得有人牺牲。
　　
　　至于对王关戚三人的区别，笔者也逐渐明了。王力在死前写了一本《王力反思录》，我看后大为不满，认为王力不是左派，是个投机分子，并打了《王力反思录读后感》短文进行评论：
　　
　　“当我读到《王力反思录》时，王力已经死了。如果不死，我倒真想和他交流一些看法。
　　
　　没看《王力反思录》时，我对王力的印象是完整的。不知从哪里来的想法，我总的把王力、关锋、戚本禹当作文革派中的极左派，也可叫做彻底的文革派。王力当时的罪名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乱军，一个是组织“5·16”打倒周总理。他不听毛泽东和江青的，有自成第三司令部的味道。通过看反思录，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对王力印象反而模糊起来，支离破碎。
　　
　　王力的思想有的很清楚，如表述文革前党内斗争，又如表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有时又很糊涂。例如把毛、邓联成一体，批毛颂邓。批毛拥邓的言论结果，造成否定文革，反对文革的人不买他的账，而文革派视他为叛徒，认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这是王力的悲剧，他如何落得如此下场，他至死都没弄明白。他想‘留下清白在人间’，但却留下永远也不清白的王力。王力忠于毛泽东主义不到底，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尽管对王力产生了不好的看法，但我还得要感谢他，是他较真实的再现了他所经历的历史，涉及面极广，是一部很好的文革研究资料书。另外，王力毕竟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他的许多见解也是颇有见地和道理的。有志做文化革命理论研究的人们，不可不读《王力反思录》。”
　　
　　后来，在网上看了《戚本禹谈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见附件二），大为感慨，深知个人的历史是个人写的，不能怨天尤人，戚本禹和王力有天壤之别。戚本禹为自己洗刷了不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忠于毛主席的正派人。在以非毛化为时髦的时代，一个被毛泽东下令关押过的人，不从个人恩怨出发，实事求是的为毛泽东及其战友辩护，是多么的可贵、可敬。笔者认为，在党内斗争中受过委屈的人中，黄克诚和戚本禹表现是最好的，二者都在毛泽东逝世后为捍卫毛泽东伟大红旗立了新功。
　　
　　据说“王关戚”三人中的关锋表现也是很好的，可惜手头没有资料。总之，以上是笔者对戚本禹的三个阶段的认识。由于认识的改变，才有了这篇《戚本禹小传》，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戚本禹。
　　
　　戚本禹，戚本禹，又名戚文，一九三一年生，山东威海人，少年时代曾在上海浦东中学、中华理科、南洋模范中学就读，早年著书《孙承宗》。
　　
　　一九四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并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被选送至北京中央团校的前身劳动大学学习。七月调北京，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红旗》杂志社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见习秘书、秘书、科长、处长、副局长，《红旗》杂态历史组组长、副总编辑。文革初，未及不惑之年，就际会风云，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等，年轻有为，位高权重，被人称为“戚大帅”。后来（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八六年），因“王关戚”案入秦城监狱十八年，从此离开政坛。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一年，在上海图书馆从事历史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一九九一年至今，在中华易学大辞典编委会任常务副总编，并在上海世贸通化工公司任高级顾问。1931年出生，山东威海人，早年著书《孙承忠》。
　　
　　１９５０年５月４日，戚本禹被分配到中南海，年仅十九岁。戚报到处，为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师哲离开后，未有任命正职，由田负责，重要问题与江青商量。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属中央办公厅编制。“八大”以后，取消中央书记，称中办政治秘书室，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的秘书室。其他中央书记，各自另有秘书班子。初时最重要的工作，是编《毛选》１－３卷，戚是田家英的助手，负责校对，一篇文章，逐字逐句读着校，要读五六十遍。
　　
　　1950年进入中南海后，戚本禹曾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秘书室整风，戚本禹等八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当时，戚本禹和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林克等人由于向政治秘书室的副主任何载提意见“对上争功讨宠，对下独断专行”等，何载将这些意见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后，杨尚昆认为“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他们对党不满，是向党进攻，林克、戚本禹都是反党分子，一定要严肃处理。”于是，他们将这八个人在会上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还要求中直党委给他们以组织处分。毛泽东知道后，气得拍桌子说：“想不到在我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林克、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的领导人右倾错误有看法，只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以我看，真正该受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每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毛泽东的正确态度，救了戚本禹等人。
　　
　　1963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批太平天国李秀成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引起很大轰动。
　　
　　徐思彦的《从戚本禹批李秀成》一文中，虽带有偏见，却也透露出一些内幕。“编辑部负责具体工作的丁守和先生阅后觉得戚文文字清晰，还是讲了一些道理的，可以发表，并遵照黎澍主编的意见，送给田家英一份请他看看。顺便说一句，《历史研究》自创刊之日起，就实行外审，只是那时一无制度，二非匿名。田家英的意见是，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大家进行探讨总是有益的；但戚本禹这个人不是个好东西，文章可以压一段时间再发表。（秋石客注：可见田家英对戚本禹有成见，以权谋私！）这样戚本禹的文章就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尤其是近代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绝大多数学者不赞同戚本禹的意见，并对《历史研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如此重要的一份史学刊物怎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秋石客注：恰恰相反，戚本禹文章受到了多数非权威学者的赞同，的确有反动学术权威压制不同意见！）中宣部也批评道：《历史研究》发这样的文章，为什么不与我们打个招呼！？（秋石客注：中宣部为什么这么关心和反对批叛徒的文章？因为党内确有许多叛徒，文革后叛徒被一风吹了，难道中共真的那么纯洁，一个叛徒都没有了吗？）
　　
　　学术界反响强烈，中宣部也认为问题严重，于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除郭沫若以外，历史学界在北京的头面人物基本都到会了，如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刘大年、李新，等等。会议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人们纷纷指摘戚本禹，尤以翦老的发言最为激烈：戚本禹根本不懂得历史。你批现代修正主义，要从近代史上找这样一个例子，是完全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翦老还讲了忠王府的来龙去脉，说忠王府，那里是拙政园，原来就是富丽堂皇，并不是李秀成去了才富丽堂皇的。主持会议的中宣部科学处林涧青处长最后作了结论：戚本禹的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史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一定要肃清影响，并委托刘大年组织一篇批驳文章。刘大年等人的文章也很快写好了。然而令这些鉴古知今的史学大家意外的是，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上达天听，风向很快就变了。面对学术界一片反对的声音，戚本禹已经乱了阵脚，正在准备写书面检查。
　　
　　（秋石客注：可见斗争之激烈，一石激起千层浪。面对学术界一片反对的声音，戚本禹正远在抚宁县做农村调查，根本不知北京情况，文中提戚本禹想检查是有误的。）
　　
　　这时江青代表毛泽东约见戚本禹。她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要继续写下去，写完以后，你可以请教康（生）老在钓鱼台九评的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
　　
　　在这里江青起了怎样的作用，还不得而知。从江青那里领了“尚方宝剑”后，戚本禹不再写检讨了，而是积极准备写第二篇文章。这第二篇文章的初稿，主要是逐一反驳刘大年文章的观点。文章写就后马上送到了钓鱼台。康生等向戚本禹面授机宜：你不能被动地跟在别人后边，要使文章有分量就要站得更高，要抓住叛徒问题。
　　
　　如果说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还有学术味道，那么第二篇文章就彻头彻尾政治化了，国际上从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到赫鲁晓夫；国内从汪精卫、蒋介石一直到彭德怀，大讲叛徒问题。“文革”以后，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人员曾到秦城监狱专门就这一问题调查戚本禹，他是这样回答的：批李秀成是对着彭德怀的。彭德怀晚节不忠，我是用李秀成影射彭德怀。主席提出来，要保持晚节，晚节不好，一笔勾销。
　　
　　上述“故事”我们可清楚地看到：第一，政治对学术干预的强势，无论历史事实如何，无论历史学家的解读如何，政治领袖可以凭借其地位和权力一语定乾坤；这种干预并不完全是、或者完全不是（有时可能是）作为历史爱好者的毛泽东个人对李秀成的看法，而是，第二，政治权力对学术的干预，其终极原因还在政治本身。在这个事件中，李秀成的自述是否是变节书，李秀成是否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戚本禹的文章提到了叛徒问题，而毛泽东正要解决党内的叛徒问题。所以这个“为党立了功”的戚本禹此后飞黄腾达，不可一世。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如果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史没有充分的研究，对当代中国学术历史场景的再现也难免会有错位。
　　
　　政治干预学术的结果也是显见的，它阻碍了正常的发展，使学术失去了其自身应有的评判尺度。毛泽东著名的十六个字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在史学界传开以后，关于李秀成的评价很快只有一种声音了，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似成了铁案。直到1970年代末，史学界才又重新开始讨论李秀成及其自述。学者不仅丧失了学术言说空间，甚至也丧失了正常的生存空间。一位学者撰写了批驳戚本禹的文章，投给《光明日报》，已经出了清样，因风向的迅速改变文章胎死腹中。这篇文章却成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罪状，这位学者在“文革”中遭到批斗。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的轴心是真理；政治的轴心是权力。政治干预学术，为权力而践踏真理的事情就在所难免。独立与自由是学术的“原生态”品质，扭曲乃至丧失了了这一品质，学术也就发生了变异，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政治强势干预下的学术，不会有真正的繁荣，即便有所谓繁荣，也是虚假的繁荣，随风飘逝的繁荣。这里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1974年底，《历史研究》复刊，是当时少有的几家“学术刊物”之一，发行量高达三十万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到处都能看到这份刊物，其地位之显赫大概可谓空间绝后。笔者那时正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我所在的大队就订有20份《历史研究》，是政治学习的必备材料。然这个时候的《历史研究》，在中国历史学的学术“仓库”里大概未有留下锱铢。这是政治干预学术的极至，准确地说，是政治以学术的面貌粉墨登场。”
　　
　　徐思彦的文章表明，他根本不懂在阶级社会从来就没有什么纯学术的社会学文章，说戚本禹文章不够纯学术是不公平的。（请看附件二《评李秀成自述》）文章全文，肯定会有另外一番感悟。
　　
　　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毛泽东赞赏：“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此后，戚本禹受到了重用，一个十六级干部，先后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任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成为毛泽东、江青的得力助手。
　　
　　1966年，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七期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为推动文革做出了贡献。
　　
　　1967年3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4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登。此文为针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调。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首先回顾了１９５０年陆定一、周扬等人与江青在评价《清宫秘史》时的意见分歧，此举意在点明：两种意见分歧，实际上是代表着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当前政治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写道：“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存在重大原则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认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元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头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帝国主义买办”。戚本禹在文章中还认为刘少奇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1968年1月，戚本禹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王、关、戚中最后被隔离审查的。
　　
　　面对全国文革的局势，毛泽东决定动用人民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将文化革命引向深入。但军队并没有很好完成支左任务，许多部队却反其道而行之。在这种背景下，文革激进派鼓动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了政府和军队，提出倒周恩来和揪军内一小撮，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各地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等严重事件，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冲击外交部，夺了外交部党委的权，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事件。在这一系列左倾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成了先锋的角色。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迫使毛泽东决定将文化革命由放的方针变成收的方针。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周恩来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的问题，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问题的，就是周恩来。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经过慎重考虑，在军队、政府、文革小组做出选择，决定先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毛泽东在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保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一下。因此，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决定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不但没有动戚本禹，而且在钓鱼台开会宣布让王力、关锋“请假检讨”时，还让戚本禹发了言。
　　
　　在毛泽东８月２６日的谈话传下来后，中央把一切左倾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
　　
　　戚本禹感到问题严重和委屈，于是向毛泽东求救。１９６７年９月４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他们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辞，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他们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他们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戚本禹在信中还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现在看来，此信的判断是正确的，检讨是真诚的。
　　
　　毛泽东看了戚本禹的这封信后，于９月７日在这封信上写下了批语：“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可以看出，毛泽东是称他们是同志的，是明白的。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说了这样一句话：“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此话一出，不只是社会上的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连《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都纷纷攻击起戚本禹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同意，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４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了。实际上，戚本禹在最后是被投机分子陈伯达等落井下石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戚本禹、王力、关锋他们被送到秦城监狱后，并没有立案审察，还准许他看一些书籍、报纸。说明他们只是干扰了毛泽东的政治部署，并不是反毛主席，他们是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重新审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之后，在重新审理“王、关、戚”时，王力和关锋被开除了党籍，邓小平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他的党籍，还决定将他起诉至法院，是发人深省的。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２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４年。
　　
　　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京检字第４２号”起诉书中列举了戚本禹的“罪行”，主要是：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６日，由戚本禹起草，和关锋共同联名签署了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信中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１２月２６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支持的学生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说：“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２日，在钓鱼台１６号楼，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戚本禹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朱德，可以去妇联点火揭发康克清。”在戚本禹煽动下，当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朱德家，围斗了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
　　
　　１９６７年７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７月１８日凌晨，戚本禹贯彻执行他们的批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要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戚本禹作了具体布置：“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３００余人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戚本禹的刑期，从１９６８年初算起，到１９８６年初正好是１８年。１９８６年初，戚本禹刑满释放，并没有一天的提前，可见邓小平对戚的态度，也可见戚本禹的历史地位。
　　
　　对"王、关、戚"这种排列法,知情人关锋却不赞成，他认为应该是"戚、王、关"。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地位特殊，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
　　
　　戚本禹被剥夺４年政治权利，则要到１９９０年初为止。
　　
　　戚本禹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在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做一点工作，一九九一年退休。退休后主要做生意和读书写书，他的办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楼里，而住在上海另外一栋房子，晚年还算不错。与人合作《大人物的变态心理》，与人主编了二百余万字九大卷《中华易学大辞典》，与关锋合著孔子批判（上下），著研究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为真禅法师等人的著书作序。
　　
　　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性格开朗，消息灵通，关心历史，关心人民，热爱祖国，热爱毛主席，对胡锦涛有较好评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他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证明他是坦荡的君子。
　　
　　戚本禹认为，其１９６８年１月被毛、江所“抛弃”，主要是由于对来自上海的一批有关江青本人的材料处置失当所致。而从戚的文革积极表现看来，即使没有１９６８，也会有１９７６，他的厄运，终究难逃。
　　
　　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６８年，是戚本禹人生高峰的十八年。而自１９６８年被关进秦城单独囚禁直到１９８６年出狱，戚本禹进入人生低谷，恰恰又是十八年。前十八年，戚本禹将毛看作恩师，后十八年，是他追随毛主席继续革命的逻辑结果。戚本禹谈及往事，从没有流露出一丝对毛主席的怨恨和不敬，体现了他的品德和立场，非常珍贵。更难得的是，戚本禹对很多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江青给了很多好评，如说毛、江的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说毛泽东对江青没有感情，那是骗人的话。
　　
　　戚本禹有光明正大的本色，说出了一些历史真相。
　　
　　如１９６６年５月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５。１６通知”是如何举手通过的问题，戚本禹指出，先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请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表决，未有反对意见。其后，刘少奇再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员说，你们也表表态，这样，列席者也纷纷举手，算是出席、列席会议的人都“一致通过”，但后者应不计入票数。这个事实证明，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的集体决定，全盘否定文化革命是很荒谬的。
　　
　　再如林彪写有一叶群的“处女证明书”一事，戚本禹说没有见过这么一个“证明书”。批中宣部长陆定一时，发过一份材料，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写的匿名信。此事是严慰冰很不对，在严信之前，党内高层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不正常的事，党中央副主席的家庭受到了不断的来历不明的骚扰。
　　
　　笔者认为，戚的回忆应与事实相符。林彪是党的副主席，用不着也不可能写“处女证明书”那样的事。许多人编造文化革命历史，是可悲的。
　　
　　再如，论及1966年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过程，戚本禹透露说，这次会议，名义上是刘少奇主持，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来，周比刘更能领会毛的意图。林彪“５。１８讲话”，是周恩来要他讲的，林彪说：“常委的其他同志要我先讲”，指的就是周恩来。讲话记录稿先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梁川作了初步整理，再交戚本禹作进一步整理，因为林彪讲了很多历史上官廷政变的例子，这些刚好是戚本禹熟悉不过的东西，可得心应手地加以史料上的核对和文字上的加工。戚本禹基本是按记录稿整理，没有作任何大的增删。林彪看过整理稿后十分满意，说戚是高水平的整理。周恩来也有讲话，但周恩来讲得比较零散，没有林彪系统。周恩来讲话的主题是反修，讲话中对陆定一骂得最厉害。
　　
　　再如，对有无毛泽东给江青的信问题，戚本禹目睹毛给江的信被烧毁，认为肯定有这封信。他解释说，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主席的风格，而毛主席的语言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这封信后，觉得应该在党内最高层部份人中传阅，得到毛主席同意。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也抄了一份。林彪知道毛主席有这么一封信，江青交党内最高层传阅时，林彪也是传阅人之一。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林总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了主席，主席说，烧了吧。烧的时候，在江青的住处，江、叶在场，把我也叫去了江青说了大致情况，我无意看信的内容，怕日后惹麻烦，待信完全烧光后，叶群才离开。对有人怀疑现在发表的抄件，与烧了的原信有出入问题，戚本禹说他没有看过原信的内容，不好评论。但认为应该不会有大的出入，为什么要有出入呢？没有必要作改动。原信对林彪肯定是有些不利，否则，叶群不会那么紧张兮兮。
　　
　　“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仍要升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臻于成熟，历史只能对此发一声深深的叹息！”戚本禹说的何等好啊，只能令笔者向他脱帽致敬。
　　
　　戚本禹是毛泽东亲自拍板，周恩来亲自下令抓的,可直到现在他还是为毛泽东、周恩来说话，为文革当事人和许多老干部说话，证明他可能有很多敌人,但是他未必有一个私敌。（作者：秋石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