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比所有人看得都“远”

    比如当年农村“包产到户”的问题，毛主席就非常严肃地反对过，并指出：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当时很多同志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怎么“包产到户”就扯到工业问题了？怎么又会动摇公有制了？？跟“两极分化”又有什么关系？？？咋还有帝国主义的事了？？？？

    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是有时间会证明老人家的正确与伟大。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小岗村，直到2018年才正式“脱贫”——靠的还是“集体经济”的功劳。

    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说，与上一年相比，集体经济收入渠道更宽了，包括控股、参股的相关公司利润分成、小岗品牌使用费、广告收入、旅游收入、培训产业收入等，已从820万元增加到2018年的1020万元。在分红大会现场，每位小岗村民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从没有分红到有分红，从分红350元到520元，这些都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小岗村村民严淑淑说，改革让她看到了未来生活的美好。

    “大包干”的带头人终于拿到了集体经济的分红，你看他笑得多开心呢，什么叫“形势比人强”啊！

    事实上，“分田单干”让农村从集体经济倒退回了小农经济，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在一次讲座中提到了自己的切身经历：他在30年前（也就是80年代）曾经在陕西秦岭地区山阳县调研，这是一个深度贫困的山区。

    然而由于“土地的再分配”（说的非常委婉了，其实就是农村私有化进程），农田水利设施没有人维护了，小学被洪水冲垮没有重建了。

    汪晖教授讲，直到前几年伟大的脱贫攻坚战役，山阳县才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他当年调研的村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各种基础设施修葺一新，生态环境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只不过跟前文中的小岗村一样：三十年了，农村整整等了三十年了。

    当年私有化产生的退步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刘慈欣杰出的科幻中篇小说《乡村教师》想必大家都读过，当我们感动于乡村教师的伟大时，有没有进一步思考过，农村为什么这么苦？学校为什么没人修？其实在作品开头，刘慈欣已经给出了我们答案：

    “记得那是好多年前了，搞包产到户，村里开始分田，然后又分其他东西。对于村里唯一的一台拖拉机，油钱怎么出，出机时怎么分配，大伙总也谈不拢，最后大家都能接受的唯一办法是把拖拉机分了——真的分了，你家拿一个轮子他家拿一根轴………

    再就是两个月前，有一家工厂来扶贫，给村里安了一台潜水泵，考虑到用电贵，人家还给带了一台小柴油机和足够的柴油。挺好的事儿，但人家前脚走，村里后脚就把机器卖了，连泵带柴油机，卖了一千五百块钱，全村好好吃了两顿……

    一家皮革厂来买地建厂，村里什么都没搞清楚就把地卖了。那厂子建起后，硝皮子的毒水流进河里，渗进井里，人一喝了那些水浑身就起红疙瘩。就这也没人在乎，还沾沾自喜那地卖了个好价钱……”

    “分拖拉机”的魔幻程度，并不比后文中碳基文明和硅基文明的宇宙大战低，刘慈欣瑰丽的想象力，其实永远都是基于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东西，刘慈欣正常生活的经历，无非就是半段新中国的历史，只是需要大家仔细读，多思考。

    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中国人都没有一位美国人看得远。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威廉·辛顿（中文名韩丁）在重庆谈判后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就，深受触动，写下了长达半个世纪跨度的“中国三部曲”：第一部叫做《翻身》，讲翻天覆地的中国革命；第二部叫做《深翻》，讲农业集体化的进程，意为不但要翻身，还要把旧土壤彻底“深翻”一遍，彻底走向新时代；第三部叫做《大逆转》，讲的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逆转”。

    这里引用韩丁在《大逆转》中评价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段落，可以很明晰帮助大家理解上文中所提到的一系列现象：

    “1983年的夏天，我乘飞机从北京飞到上海。在3万英尺的高空，我向下俯瞰，我第一次看到了“责任制”给广阔的华北平原带来的令人吃惊的变化。我向下看着，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

    从前，在村落和连接它们的道路间，有着整齐的方形的长方形的土地，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现在，细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排成零散杂乱的图形，蔓延上千公里。这不是土改前的所谓的“邮票一样小块”的土地，是比那更细小的带子一样的，面条一样的土地!那些土地是那样狭窄，以至于马车经过时，一个轮子在这个人的土里，另一个轮子就压倒了另一个人的土里。

    中国的农民一度曾有了这样的生产规模和农业制度，使他们可能同那些高科技导向的机械化武装的城市居民兄弟们一起，多少能算同步的进入现代社会。可到头来却成了这样!就像荧光屏上闪过的一个小小的亮点，曾经有过的规模化生产，曾经有过的制度，就这样消失了。历史的书卷中，这新的一页刚刚翻开，却又马上后退了千百页，又一下子回到了起点。

    我也清醒地认识到，许多的农民拥护改革，合作化时期也有不少的村庄陷于萧条状态现在，个人有了土地生产的决定权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的决定自己从事的副业，加之同时期农业品价格的上涨，这都使不少单个农户了可观的收入。

    然而，在我看来，单毫无理性的将土地分为细碎的小块这一项，就足以抵消所能看到的、或是精心修饰使其看起来比美妙的所有的优点。面条一样小块的土地只能是死路一条。我无法想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拥有小块土地，小农可以有什么长远的希望。

    农民用锄头耕作，这种低效的生产方式意味着一年到头最多就能收获一吨粮食，只是我在宾夕法尼亚用拖拉机机械化耕作产量的八百分之一。一吨的粮食，只值一百多美元，就将要决定无数这样的耕作者未来的生活水平。随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的增大和自由市场带来的无情的剪刀差，小农们无论现在享受着怎样的繁荣，都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下面四张图）是当年某部电视剧里关于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争论，剧中四位反面人物的发言——

    所以说“形势比人强”，曾经的反面人物的发言，在人民经历了“实践出真知”之后，反而还有了几分道理。现在大家再来看看毛主席这一段话，是不是全然明晰了呢？只不过倒着活谁都能活明白，当时能理解老人家苦心的又有几人呢？

    再来看一遍这段话：“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主席还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

    国庆节前我去了一次密云水库，告诉⼞⼞⼞和⼞⼞说要搞好环境建设和搞好绿化，为的是子孙后代；现在看来，搞环境建设，搞绿化，远远赶不上搞思想建设。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中国有句俗话，说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搞好绿化固然重要，但也只能是从物质上为子孙后代造福，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美国的杜勒斯讲他们要以什么“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

    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人们在战争年代，大体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很勇敢；现在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得看见几个，我也不相信。法国的《快报》评论说“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么！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就会出问题。富了就会贪图享受！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后代人全忘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家家吃肉不发愁，也一定会发生问题。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王安石晚年曾经说过，“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是要认真汲取的，要防止被资产阶级思想“和平演变”了；否则，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白流了吗？（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这一段话有四个伟大的预言：首先是要搞好环境、搞绿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次，帝国主义一直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再次，是提出了将来“富了”反而会出现问题；最后，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内容——

    “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老人家说“不想哪一天”，说明他真的想到了这一天，而且非常担心这一天会来啊！

    2011年12月17日，央视知名主持人杨澜在微博发言：“毛泽东去世时我才上小学二年级。当时师生都泣不成声。记得我满怀恐惧地问老师:‘毛主席不在了我们会不会去做童工?’那种全民幸福系于一身的洗脑和催眠真不可思议!不过这有多强大就有多脆弱，国门一开，神话不攻自破。”

    杨澜女士作为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有成为童工的危险。但是就在杨澜女士发微博的2011年前后，随手一搜就有很多关于“童工问题”的新闻（下图），杨澜作为新闻业从业者，对当时发生的新闻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只要自己和自己的儿女不做童工，那就是没有童工问题了，可见我国新闻从业者专业素质和道德水平之低下。

    关于“童工问题”，最知名的莫过于“东莞大凉山童工事件”，早在“格斗孤儿”新闻被社会普遍关注之前，成为童工是大凉山儿童中非常普遍的现象：

    “在东莞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常被打骂，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一些小女孩甚至惨遭强奸。他们日复一日从事繁重的工作，一些孩子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封死，工头们用死亡进行威胁，告诫他们逃跑就要付出代价……”

    即便到了2016年依然有很多童工丑闻在不断曝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江苏常熟的童工事件：

    不过这也体现了，绝大多数人对当下发生的问题都不一定了解——就连所谓专业人士也不过如此，能做到不“偏见”就是极少数的人才了，而“远见”这种能力是有多难得。

    80年代，王震将军目睹了西方变本加厉的“和平演变”和社会自由化的乱象，他说：“将来我去见毛泽东时，我要对他讲：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懂了！”

    在1990年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上，王震将军又发言说:“毛主席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肯定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存在，决不叫极左思想。实践证明，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不少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这就是实践出真知，曾经不理解的，现在都理解了。人民群众可能最初不理解、不接受、不参与，但经历过现实的磨难之后，一定会意识到毛主席当年的远见与伟大。正如老人家曾经说过，“反面教员”是必须的，人民也得经过“反面教员”的吊打，才能成熟、才能进步。

    千秋功罪，更与谁人评说？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