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是如何成为中共党内“二把手”的？

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刘少奇占有着重要位置。他长期排在毛泽东之后，被称为中共党内的“第二把手”。刘少奇之所以能成为中共党内“二把手”，既和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展现的卓越领导才能有关，也离不开毛泽东对他的大力提携和倚重。本文结合各种史料，披露刘少奇成为中共党内“二把手”的漫漫历程。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刘少奇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主要从事工人运动。他在领导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工人大罢工的过程中，以出色的表现成为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刘少奇，1898年11月生，湖南宁乡人。1920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1921年8月，和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一行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2年春，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到上海，被分配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同年夏回湖南工作，结识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之后他较长时期从事工人运动。9月，受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和毛泽东的委派，与李立三等领导了闻名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初“二七惨案”后，在北洋军阀的血腥镇压下，全国工人运动陷入低潮，唯独安源工会在刘少奇等人的领导下继续得到发展，被誉为“硕果仅存”。1924年9月，刘少奇被选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委员长。这一时期，刘少奇的出色工作受到党内同志的好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邓中夏评价安源工人俱乐部和汉冶萍总工会是“全国工会中组织最好的工会”，称赞刘少奇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奋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1925年5月，在广州，刘少奇主持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随后到上海，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参加领导五卅运动。1926年2月，代理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邓中夏、苏兆征等一起领导了省港大罢工。1926年底，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前往武汉。1927年1月，参与领导武汉工人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

◆1921年，刘少奇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教职员工合影。二排站立者为刘少奇。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刘少奇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此时，在中共后来著名的五大书记中，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朱德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在随后的“八七会议”上，选举任弼时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共领导人多为知识分子，为此强调要推进“中共指导机关之工人化”。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曾回忆，六大代表成份不健全，太重视工人成份。在选举中，有多选工人为中央委员的倾向。三十六个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就有二十一个是工人。“由于太强调工人成份，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如刘少奇同志只被选为审查委员会的书记，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六大决定成立中央审查委员会,根据六大党章规定，中央审查委员会履行原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职责。

中共六大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周恩来、毛泽东、任弼时当选为中央委员。朱德正在井冈山从事武装斗争，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先后在天津、北平、奉天、上海等白色恐怖严重的国统区工作，也就是在长期的白区斗争中，彰显出了他不凡的领导才能。

1928年3月，刘少奇到天津，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工作，并作为中央代表指导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他受命处理复杂而棘手的“顺直问题”，着力解决“极端民主化”倾向和“闹经济主义”问题。

1929年7月，刘少奇调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到任后，他抓紧恢复和整顿东北各地党的组织，建设坚强有力的省委领导班子，积极指导中东路工人斗争。刘少奇在满洲省委前后仅工作了半年多时间，很快打开了满洲党组织工作的局面，较好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1930年夏，刘少奇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也是刘少奇首次担任中央政治局的领导职务。与此同时，周恩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任弼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担任中央候补委员。同年9月，刘少奇任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

1931年冬，刘少奇回国，任中央职工部部长。在关于白区工作的方针问题上，刘少奇极力抵制种种“左”的做法，提出一系列后来被证明是较为正确的斗争策略。但当时的临时中央负责人指责这些言行是严重右倾，随后不久刘少奇的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被撤销。

1933年1月，刘少奇随临时中央迁入江西中央苏区。此时，中华全国总工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简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刘少奇任委员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任党团书记。后参加了长征，在遵义会议上，刘少奇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6年春，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领导北平、天津、河北、山西、东北等整个北方的白区工作。他在局势复杂、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大力推行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当时党内所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在短时间内华北地区出现前所未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蓬勃开展的强劲势头。

◆1937年12月，刘少奇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左起，前排：项英、凯丰、王明、陈云、刘少奇；后排：彭德怀、张闻天、张国焘、林伯渠、博古、周恩来、毛泽东。

这一时期，刘少奇认真总结党在白区斗争的历史经验，撰写了多篇关于白区斗争的文章。1936年4月，他撰写《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的提纲》，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后白区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被誉为是中共关于白区工作的第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件。

1937年2月至3月，刘少奇又连续给时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张闻天写了《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等四封长信，回顾中共成立以来在白区工作中的历史教训，明确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上“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刘少奇的这几封信，对后来全党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报告系统回顾总结了党的白区工作，提出今后的指导方针。这个报告引起与会不少同志的赞同，但也引起一些与会者的不同意见。争论的焦点是对过去白区工作的评价问题。有些同志不同意刘少奇提出的过去白区工作中“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需要肃清与改变”的意见。

刘少奇的观点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在仔细听了会上几天的争论后，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发言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他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刘少奇，说：“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还称赞刘少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1943年3月：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中共党内事实上的“二把手”

全国抗战爆发后，刘少奇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等要职，在领导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进一步展现出他驾驭全局和独当一面的卓越领导才能，并为全党所认同。

1937年7月，刘少奇再次出任北方局书记，担负起领导华北抗战的重任。他积极组织和动员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刘少奇、聂荣臻、彭真等的领导下，较早成立的晋察冀边区政府下辖108个县，约2500万人，成为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

1938年9月至11月，刘少奇在延安参加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要“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意见，结束了因为之前王明回国引起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混乱状况。在会上，刘少奇作了抗战以来华北党的工作的报告。他在发言中强调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的必要性，批驳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观点，明确提出“党内要制定一种党规”，“在组织上、党规上保证党的团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他的报告和提议得到毛泽东的赞成。

◆1939年6月，刘少奇在延安出席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右起：刘少奇、王明、陈云、王稼祥、张闻天、毛泽东。

会后，根据中央决定，刘少奇去华中工作。1938年11月23日，他化名胡服，前往河南竹沟担任中原局书记，以此为据点发展抗日武装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确立我党在中原长期抗战中的巩固地位与基础”。中原局在竹沟主办了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源源不断地向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军政干部，使小小的竹沟镇赢得了“小延安”的美称。

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北渡长江，改称苏北指挥部，后经中央批复：“同意叶挺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决定在叶挺未过江之前，由陈毅代总指挥，以胡服（刘少奇化名）为政治委员，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刘少奇提出了“在政治上全面进攻、在军事上暂缓进攻”的建议，旋被中央采纳。1月20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兼任政治委员。在此前后，刘少奇还担任华中局书记、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书记等职。在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下，到1941年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已扩大到18万平方公里，加上游击区面积共25万平方公里，根据地人口达1500万人。 

正当刘少奇领导华中军民深入开展抗敌斗争的同时，1941年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九月会议”，总结土地革命后期的历史经验，拉开了整风序幕。9月11日，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陈云说：“过去十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转变。刘少奇同志批评过去的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中的正确路线。”他还指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补课或正位，如刘少奇将来地位要提高。”会议期间，任弼时、王稼祥等人也充分肯定和赞扬了刘少奇过去的工作。他们对刘少奇的高度评价，也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了解和重视。随后，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时指出：“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

“九月会议”期间，经9月2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并先后以中央和毛泽东个人名义通知刘少奇回延安并参加中共七大。“九月会议”后，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发生很大的变化。张闻天主动要求到农村去作调查研究，于1942年初离开了延安，不再参加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博古早已不负主要责任，分工主管《解放日报》。王明在“九月会议”后一直称病，不参与中央工作。周恩来则常驻重庆。在这种状况下，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十分紧迫。

◆1942年4月，刘少奇代表中央到山东视察工作合影。前排左起：黎玉、刘少奇、萧华、罗荣桓；后排左起：周长胜、陈光、梁兴初。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一行从苏北阜宁出发踏上了回延安之路。他按照中央要求，顺道解决了山东党政军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开创了山东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日新局面。刘少奇回延安之行，毛泽东十分惦挂，仅关心他的安全的电报就多达十几封。12月30日，刘少奇一行历经九个多月，安全抵达了延安，并受到毛泽东和在延安的中央其他党政军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召开，这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的职责。会议认为，中央政治局担负着领导全党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中央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此时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中共六大时设立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之前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已决定以中央书记处替代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同时，毛泽东、刘少奇分别担任中央政治局新成立的两个办事机构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的书记。组织委员会负责统一管理中央组织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海外工作委员会等机构。

在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成员中，康生、王稼祥、陈云、张闻天、邓发、任弼时在党内都担任过要职。康生、陈云、张闻天在此之前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亦称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还参加军委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之一。刘少奇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进入中央书记处，排在毛泽东之后，成为在实际地位上仅次于毛的中共第二号领导人，也可称为中共党内事实上的“二把手”。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系正式当选为中共党内“二把手”

虽然从1943年3月起，刘少奇就可称得上是中共党内事实上的“二把手”。但他真正成为中共党内排列第二位的“二把手”，还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至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成为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中仅次于毛泽东的“二把手”，则是有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随后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名列中共五大书记(依次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中的第三位。虽然，在五大书记排名中，朱德列在刘少奇之前，但他主要负责军事工作，刘少奇仍然是中共党内事实上的“二把手”。随后，在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43年，刘少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报告。

在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期间，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提出在东北局势中采取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经营策略，为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中央工作委员会，转移到晋察冀解放区，完成党中央委托的任务。刘少奇担任中央工委书记，朱德为副书记。

在中共七大后到建国前的一段时间，虽然刘少奇事实上已经是中共党内“二把手”了，并且在很多党内的重要电报署名中，经常排在朱德等之前。不过，在当时《人民日报》的官方权威报道中，朱德几乎都排在中共领导人的第二位。

如1949年3月25日，“到达北平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受到在平的各界人民代表和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4月12日，“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同志在12日接见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28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及中共北平市委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为大会名誉主席团。”

◆1945年5月，刘少奇在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并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49年9月，刘少奇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排列朱德副主席之后）。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直至1950年3月回国。在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新中国成立之初，从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看，刘少奇的活动排名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在中共党内活动中，刘少奇仅次于毛泽东，均排在第二位。如1949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于十八日晚设宴招待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1950年10月28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的遗体入殓。“上午九时半，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执绋，将灵柩移至劳动人民文化宫灵堂”。

1951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主席台上，高悬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巨像和四面巨幅党旗”。

另一种情况是在国务活动中，朱德先后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仅次于毛泽东，排在第二位，刘少奇紧随其后。如195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国庆节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前人民广场举行。庆祝大会中进行了人民解放军陆空海军各兵种部队的盛大检阅，和首都各阶层人民的盛大示威。“出席今天阅兵式的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秘书长林伯渠，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1954年10月1日，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示威游行。“十时，毛泽东主席偕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以及应邀参加我国国庆典礼的各国政府代表团主要贵宾们登上天安门检阅台”。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在随后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此时，刘少奇正式当选为中共党内“二把手”。

◆1956年9月24日，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投票选举新的中央领导人。

在中共八大后的国务活动中，作为国家副主席的朱德仍时常排在刘少奇之前。如1958年5月1日，首都五十万群众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上午十时，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不过，也有排列其后的情况。如同年10月1日，首都举行盛大阅兵和有六十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和大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周年。“毛泽东主席同他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在万众欢呼声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群众游行队伍。”此次出席国庆九周年纪念活动的中央领导人实际是按照在中共党内的排名顺序排列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9年4月18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之后，刘少奇无论在党务还是在国务活动中，都仅次于毛泽东，排列第二位。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改组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次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排列第二位，刘少奇的排名从第二位变为第八位。至此，刘少奇在中共党内长达23年的事实上的“二把手”地位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