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站在实事求是的高度正确评价小岗村（一）

　　——评陈文胜《需要从党史的高度看待小岗村的历史地位》

　　最近，老叟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需要从党史的高度看待小岗村的历史地位》。这篇文章登载在中央农办《农村工作通讯》上，发表日期为2021年3月20日。作者陈文胜，现任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中国农村发展学会第八届副会长 ，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在他的头上，戴着一系列的吓人的头珩与光环，看来这是一位极具权威的农业专家，这篇文章也是老叟见到过的最权威的农业评价文章。看来，大权威出场了。

　　作者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长篇大论：一、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二、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遵循农业家庭经营的基本规律。三、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四、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时代标本。这四个小标题，是作者陈文胜原文的小标题。老叟也就顺其思路一一进行分析。

　　一、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这一部分，作者一开始便说到：“不能回避，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身家性命危险签订大包干‘生死状’，是被长久以来的饥饿和贫困逼出来的。小岗村在‘大跃进’中就饿死60人、死绝6户，不论户大户小是户户外流，不论男人女人只要能蹦跳的都讨过饭...........。如果有饭吃而不挨饿不讨饭能够活下去的话，几千年以来就温顺老实的中国农民谁会愿意去冒坐牢的风险”？这位教授大人一出口就惊天动地，小岗村大跃进期间饿死了60人，死绝6户。饿死了60人？115人的小村子饿死了60人，饿死的人数超过了一半，还死绝6户，这真是罕见的人间惨剧！但我们要问，证据呢？老叟反复在网络上搜寻，始终没有搜寻到这一证据，偶尔有的文章说到这事，但也没有说清来源，就是小岗村自己，也好像没有说到过饿死了60人，这种说法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他应该懂得，说话是要有依据的，这是写文章起码的要求。无凭无据，这是造谣，堂堂的大教授，竟然也敢造谣。老叟是经历过大跃进时代的，也经历了那三年饥荒，挨过饿，但并没有看到饿死过人，不仅家乡一带没有看到过，其他地方也没听说过。早些年，有公知造谣大跃进时期大规模地饿死人，饿死人数有各种版本，从三千万到七千万不等。但江苏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用数学模型证实，所谓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根本就不存在，这纯粹是谣言。有个叫余某广的公知，百度上搜索说他曾是中央党校教师。他在博客上写了大量文章，说四川荥经县在大跃进期间大规模饿死人，说得那简直是人间地狱。老叟早些年在《中华网论坛》上网，阅读了他的造谣文章，发现他的文章中存在很多致命破绽。谣言就是谣言，他手法再高明，都会留下大量破绽，这些破绽，都成了造谣的铁证。老叟抓住这些破绽，写了多篇反驳文章，逼得这位余某广不得不删除了多篇造谣文章。这件事说明了一个结论：公知们造谣，反而证实了所谓大规模饿死人纯属子虚乌有。如果真有这事，公知们要寻找大规模饿死人的证据，那是遍地皆有，俯拾即是，还用得着造谣吗？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堂堂大教授陈文胜又捡起了这一谣言。

　　作者又说道：“如果有饭吃而不挨饿，不讨饭能够活下去的话，几千年以来就温顺老实的中国农民谁会愿意去冒坐牢的风险”？没饭吃而要靠讨饭才能活下去，难道小岗村真的到了这种地步了？这真是令人难以理解，要知道，小岗村只有115人，却有550亩土地，人均有5亩地，而且地处平原地带，土地肥沃，这么好的自然条件，却没有饭吃，要靠乞讨才能活下去，这说得过去吗？他们这还有理吗？老叟家乡村人均土地只有一亩三分，而且自然条件要差得多，到七十年代时早已粮食有余，对比起来，真不知道小岗村是一群什么人。有地不种，他们这是犯罪，难道他们还值得宣扬，值得歌颂吗？像小岗村这样有地不种，恐怕世界上都难以找到第二个了，他们还值得全国农民都来学习吗？说小岗村私自分田单干是冒着杀头的风险，难道共产党是法西斯？

　　作者又说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民过年连一顿饺子都吃不上’‘农民碗里盛的是地瓜面和红萝卜樱子混煮面成的黑乎乎的，霉烂的地瓜面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全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在三年饥荒最困难的1961年春节，老叟家里还吃了走油团子肉，豆腐，还杀了一只鸡。各家各户互相走访拜年，并吃着自己做的土年货，全村洋溢着春节的喜庆气氛，毕竟，这是一年中最大的节日，粮食再困难，各家各户也要喜庆洋洋地过个春节，那一年的春节，给老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安徽在上世纪将近八十年代过春节还吃不上一顿饺子，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如果有那也是极为罕见的个别例子，不能代表整个安徽。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大街上也常常见到流浪汉，这怎么解释？所谓“农民碗里盛的是地瓜面和红萝卜樱子混煮成的黑乎乎的，霉烂的地瓜面散发出刺鼻的气味”，这显然不会是事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叟家乡确实还存在吃地瓜伴白米饭。所谓“地瓜”，我们那里叫红薯，是属于杂粮。地瓜拌饭，这是农民古来遗传下来的传统，但在七十年代末，已有不少家庭不再吃地瓜拌饭，而是吃纯白米饭，老叟就顿顿吃纯白米饭，有的家庭将地瓜全部用来酿酒，酿出来的酒我们那里叫红薯烧酒。馊了的食物是没有人吃的，如果还吃，那一定是有精神毛病的人。还有什么“全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谁看见了？老叟年逾古稀，从没见过没裤子穿的人。就是叫花子，也会穿上破破烂烂的裤子。城里的街上倒是出现过没穿裤子的人，那是精神病。难道万里就分外能看到没穿裤子的人？万里本人好像从没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只有前苏联时期赫鲁晓夫说过，他诬蔑中国“五个人合穿一条裤子”，看来，陈文胜大教授与、与赫鲁晓夫同穿了一条裤子了。

　　作者又说道：“根据有关资料，到1976年为止，粮食增长率、人均占有粮食20年没有增长”，“其中1976年农村口粮比1957年人均减少4斤”。“安徽全省的28万个生产队，能够维持温饱的有只10%.............。在4000万的安徽省农村人口中，就有3500万以上的人不能维持温饱”。粮食增长率20年没有增长？这是事实吗？请作者陈文胜在网上搜索国家统计局历年来我国人平产粮数据图。从图上看，我国自建国以来，虽然人口增长很快，但人平产粮一直呈增长趋势，根本不是作者所说的20年没有增长。1957年，人平产粮是306公斤，而1976年是305公斤，确实比1957年减少一公斤。之所以会减少，这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一是1957年风调雨顺，那一年粮食增产幅度特别大，并在图上形成一个特 别明显的高高的尖峰，相比较1976年就显得相对低了一公斤。二是较快的人口增长。1957年，我国总人口是6.46亿人，而到了1976年，我国总人口增加到9.37亿人，差不多增加了将近三亿人口。人口的增加，必然导致人平产粮的相对减少。从总产量来看，1957年是3900亿斤，而1976年是5700亿斤，将近增加了2000亿斤。三是农民有瞒产的现象，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害怕政府会增加统购指标，普遍有瞒产现象。像1976年，粮食总产极有可能达到了6800亿斤以上（请搜索百度百科：瞒产私分）。老叟认为，评价我国前三十年的粮食状况应看整体趋势，而不能别出心裁地单独挑出两个年份来进行对比，那样有失客观。对于安徽省的情况，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叟在网上一直搜索不到安徽省在集体时代的人平产粮数据。于是自己在网上搜索到安徽1977年的粮食总产和总人口，经计算，安徽1977年的人平产粮为325公斤（650斤）。1977年粮食总产比1976年的总产还低200万吨，因此不能算是粮食产量比较高的年份，而算是中等年景的年份。从这一年的人平产粮水平来看，是能够基本保证全安徽的温饱问题的。说“安徽全省的28万个生产队，能够维持温饱的有只10%”，纯粹是胡说八道。安徽是个产粮大省，说他们全农村，能够维持温饱的只有10%，90%的人都在挨饿，这话连安徽人自己都不相信。老叟的家乡湖南郴州地区，在上世纪70年代，没有听到有人说缺粮。作为产粮大省，湖南排在安徽之后。湖南都能维持温饱，难道安徽还不能维持温饱吗

　　作者又说道：“根据林毅夫的研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当年人均GDP的平均数是490美元，中国在改革前的GDP不到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的平均数的三分之一”。我们认为，用GDP来评价一个国家的贫富，是最不可靠的，因为各个国家计算GDP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别。从我们国家来说，那时并不使用GDP计算产值，而是用工农业总产值这个概念。而且在实际中，大多数工程及服务都未计入工农业总产值中。例如，我国修建了七万多座大中型水库及各种水利配套工程，著名的有红旗渠，十三陵水库等，这些都没有计入工农业总产值中，但这些都有很大的使用价值。而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富国穷国，哪怕是吃了两泡狗屎，都要计入GDP，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GDP，具有很大的泡沫成分。实际上，我们国家的生活水平，是要明显高于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有些非洲国家经常发生饥荒，需要联合国进行人道主义救援，而我们那时除了那三年困难时期，以后便恢复到了正常年景，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困难局面，而且还经常援助一些穷国家，因此，说那时最穷的非洲国家都比我们富裕，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老叟几乎是与共和国同龄，农村出生农村长大，当过近十年农民，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对于农业农村情况，有着充分的发言权。老叟清楚地记得，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那时确有吃不饱饭的情况，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条件好的地方粮食并不成问题。老叟的家乡是一个落后的大队，缺粮食在我们那一带远近闻名。然而到了七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农业技术也有很大的变革，水稻高干品种被淘汰，代之于矮杆品种。不久杂交品种也随之出现。双季稻面积增加，农药化肥也有所增加，粮食产量有显著增长。从1971年开始，基本上告别了缺粮的历史。那时交公余粮的积极性也很高，根本不用上面督促，都是按质按量完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老叟经过计算，我国从1970年至1979年十年间，平均每年人平产粮604斤。考虑到那时农民瞒产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估计我国那时人平产粮可达到700斤以上（请搜索百度百科《瞒产私分》）。请问陈文胜大教授，这个粮食水平，能说是“能够维持温饱的有只10%.”吗？

　　新中国是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丢下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建立的，其中，我们也曾经历过三年的困难时期，但也只有短暂的三年，困难就很快就过去了，并且一直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到了七十年代，可以说我们已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虽然那时还不能说完全解决了吃饭问题（主要是还没解决吃肉问题），但我们要看到趋势，在整个六七十年代，一直是呈现出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趋势，请注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假以时日，我们依靠人民公社体制，完全可以彻底解决吃饭问题。

　　作者在这一部分，目的是要说明包产到户的理论依据和必然性，也就是要说明小岗村分田到户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即：没有分田到户，我国就不可能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就会一直挨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竟然使用了抹黑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手法，把前三十年说得连旧社会都不如，他这是公然与“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相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