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跳楼之谜

1970年代末，徐迟（前排右一）与数学家陈景润在一起。

　　1978年1月，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引起轰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阅读热潮。

　　而此时的徐迟，正在云南西双版纳采访植物学家蔡希陶，对此一无所知。

　　这天，他和《人民文学》的编辑周明一道，在完成采访之后携稿回京。在飞机上，惜时如金的徐迟拿出印有“人民文学”字样的稿纸，对采访稿作进一步的修改润色，被眼尖的空姐看见了。空姐惊讶地问：“老先生，您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徐迟笑笑，指着旁边的周明说：“他才是的。”空姐兴奋地说：“这期《人民文学》刊登了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大家抢着读。我们看了都非常感动，写得太好了！”

　　周明告诉空姐：旁边改稿的老先生正是徐迟，文章是他写的。空姐闻听，顿时两眼放光，连忙向徐迟鞠躬致意：“老先生您辛苦了，您写得太棒啦！我代表读者谢谢您。”

　　徐迟回到北京，满耳一片赞扬之声，他感到很不自在，赶紧躲进北大，采访物理学家周培源去了。

　　两个月后，徐迟和周明再次去中关村看望陈景润，发现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已经大为改善，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更令人惊喜的是，全国四面八方的读者，都纷纷给他来信，有几麻袋之多，都堆放在办公室的地上。其中一袋被单独放在最里边，徐迟问陈景润为何另放，陈景润说，那都是女孩子写来的信，有愿意为他洗衣做饭的，也有想嫁给做妻子的。他怕传出去别人看了不好，就拿它单独保存起来。

　　那几年，继写出《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徐迟又接二连三地写出了《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漩涡中》等报告文学，这使他成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拓者和领跑者。在他带领下，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黄宗英写出了歌颂农业科学家秦官属的《大雁情》，陈祖芬写出了歌颂内燃机工程师王运丰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写出了赞美击剑运动员栾菊杰的《扬眉剑出鞘》……一时间群星璀璨，为新时期的文学长廊增添了一道道靓丽的色彩。

　　但渐渐地，徐迟感觉文坛的风气，变得有点扭曲了。有次在深圳开会，他和朋友交谈，一改平日诙谐、幽默的语调，忧心忡忡地说：“近来我对文坛感到失望。文学是有关心灵和精神的事业，但不少作家为了赚钱，迎合市场，写些低俗的、低级趣味的东西。你只要到书店、书报摊上看看，一些不堪入目的书名、封面包围着你，庸俗不堪。编辑也缺乏敬业精神，书展上陈列、出售的许多新书，雷同的多，仿制品多，胡乱辑集的多，重复出版的多，抢译、重译的多，粗制滥造的多，创新的少，好书少，精品更少。评论家更是软弱无力，只知拿红包，一味说捧场话。我们没有别林斯基式的批评家，缺乏尖锐泼辣、令人警策醒悟的雄文。面对此种局面，我深感忧虑。”

　　朋友表示同感，但也深知个人力量有限，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只能劝徐迟想开一点，洁身自好，做到问心无愧即可。

1938年，徐迟、陈松夫妇与大女儿徐律

　　谁也没有想到，深感忧虑的徐迟，竟然会在四年之后，选择了离开。

　　1996年12月14日，正是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日子，突然从武汉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徐迟已于12月12日深夜12时跳楼自杀！

　　所有人惊骇之时，全都困惑莫解。有认为是因为老年寂寞所致的；有说他是第二次婚姻失败，遇人不淑导致的；有说他玩电脑玩得走火入魔深陷其中的；有认为他不能忍受疾病折磨选择轻生的。一时间众说纷纭，成了不解之谜。

　　只有来自湖北代表团的老诗人曾卓，这位徐迟多年的老友，才基本说到了点子上。他说，徐迟一生追求真善美，看不惯社会上的假恶丑，到后来只能选择与世隔绝，不看刊物，不看书，不读报，不看电视，不接电话，不听音乐，不玩电脑，不会客，不出门。

　　但这种说法疏于笼统。直到20年后，作家张守仁通过采访徐迟的亲密助手、得意门生、友好邻居、同道诗友、才最终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懂得了徐迟跳楼的真实原因。

1996年6月的徐迟，李辉摄影

　　那几年，他主编的文学杂志《长江文艺》滞销，订数一降再降，还不到一万份；而同时期武汉的通俗刊物《今古传奇》，发行量却在一百万、两百万甚至两百万份以上。这对他打击很大。那时书商疯狂盗版刊印畅销书籍，赚了大钱，过着土豪似的生活，而他这个辛勤写书的人，只能住在寒冷的卧室内，彻夜难眠。他不明白：为什么有关部门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护知识产权，为什么放任不法书商们明目张胆的盗窃行为？为什么研究卫星、研究导弹的，其生活还不如卖茶叶蛋、卖鸽子蛋的？大牌演员、歌星，其片酬、出场费高得离谱，而写剧本的、作曲的、写歌词的稿酬很低。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令他实在想不通。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假药、假酒、假烟、假油、假奶、注水肉充斥市场，他想不通世风为何如此颓败，道德为何如此沦丧。有位好友特地安排他住进温暖如春的星级宾馆，以便让他度过寒冷的冬夜。他高高兴兴去了，洗完澡，刚躺下，床边桌上的电话铃就响起来了。一个娇滴滴的女声问他说：“先生，你要按摩吗？你要陪夜吗？我这就过来。”徐迟愤怒地挂断电话，伤感地说：“武汉之大，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平静的安居之所。”

　　他既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又决不甘心随波逐流。剩下的选择，就只有离开了。

　　徐迟是个有追求的理想主义者，眼里容不下丑恶泛滥。面对如此无奈的环境，他岂能视而不见、苟且偷生？徐迟从事了一辈子的文学创作，按张守仁先生的分析，他一定想到了托尔斯泰最后的结局，以82岁高龄在寒冬里独自出走的情景。托尔斯泰是整个俄罗斯的良心，是徐迟敬佩的大师，于是决定步托翁的后尘，也在82岁的冬季离开尘世。

　　他应该还想到了《南齐书·王敬则传》中的“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他曾经以暗示的方式，把“三十六计走为上”的想法告诉过他最亲近的密友。但密友完全没有意识到徐迟是在向他作最后告别。

　　除此之外，徐迟还做过别的暗示。他在医院里的一张纸片上，用英文潦草地写了一行字，译成中文就是：“走意已坚，谁能劝我，谁能救我？”有朋友到医院探望他，他对友人说：“你有什么问题快问我吧，你不问，过些时候就问不着了。”他还对医院里一位爱文学的女医生说：“花盛则谢，光极则暗。一个人，当他的事业达到顶峰之后，就再难以往上攀登了，转折之前最好的收场是飞起来。”说完，徐迟做了个飞翔的手势。

　　凡此种种，都是他在暗示，他要离开这个世界。

　　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时（12+12+12=36），与徐迟选定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吻合。这位82岁的老人从病床上坐起来，悄悄地走到阳台，悄悄地推开窗子，然后纵身往外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