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选》第二卷《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

……王洪文〔43〕、张春桥〔25〕、江青〔44〕、姚文元〔34〕“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

……“四人帮”把今天我们社会里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歪曲成为阶级对立，正是为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破坏社会生产力，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

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这是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一个重大问题。他们把有贡献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诬蔑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把我们党和国家培养成长的优秀中年青年科学技术人员，诬蔑为修正主义苗子。

《邓选》第三卷《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  

大学生闹事〔７３〕，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其中主要是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严肃地处理了这件事。但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邓选》第三卷《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

我们最近遇到的麻烦已经过去了。事实终将证明我们采取的方针、办法、措施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人民也会更进一步地理解我们现在采取的方针、办法、措施是合情合理的。

……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逐一学习。

1

先学上述《邓选》第二卷内容。

文革期间确实有知识分子比如卞仲耘、老舍、赵九章等人的悲剧（被“迫害”，被打死或者自杀，凶手到底是谁？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大问题），他们的遭遇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现象？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笔者检索人民日报数据库，文革期间关于知识分子的新闻标题（节选）如下：

《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妖不怕怪不愧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1966年6月5日）

《我们紧跟党紧跟毛主席我们坚决走知识分子劳动化革命化的道路，决不走资产阶级所谓“学者”“权威”的邪路》（1966年6月6日）

《上海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　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大毒草〈海瑞上疏〉》（1966年6月15日）

《知识分子永远不能脱离劳动》（1966年8月6日）

《把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同红卫兵并肩战斗，汇成一股冲击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巨大洪流》（1966年8月27日）

《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1967年9月15日）

《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1967年11月9日）

《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号召首都福建两万六千多名大学毕业生奔向生产第一线》（1968年9月11日）    

《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

《同工人结合的知识分子，工人是欢迎的》（1968年9月13日）

《坚定不移地做好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工作驻川大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部分老工人集体讨论写成》（1968年10月4日）

《驻上海财经学院工人宣传队同师生一起分批轮流回厂参加劳动加强了工人宣传队本身的思想建设促进了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1968年10月10日）

《帮助知识分子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1968年10月24日）

《遵照毛主席教导满腔热情地对知识分子再教育》（1968年10月26日）

《驻哈工大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真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团结知识分子大多数搞好学校斗批改帮助广大革命师生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力调动积极因素，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1968年12月20日）

《做一个贫下中农欢迎的知识分子》（1969年1月17日）    

《做一个受工农兵欢迎的知识分子》（1969年1月18日）

《急躁、坐等，还是促进？——如何正确看待知识分子》（1969年2月3日）

《全面地辩证地看待知识分子》（1969年2月14日）

《驻哈尔滨师院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本着“治病救人”原则 热情帮助犯错误的知识分子》（1969年2月15日）

《耐心细致地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1969年5月12日）

《政治上严格要求　思想上热情帮助　工作上大胆使用 按照党的政策正确对待科研人员 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落实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1969年5月30日）

《庄稼离不开土地，知识分子离不开工农兵——记中国科学院革命科研人员深入实际接受工农再教育，进行科学实验的事迹》（1970年3月3日）

《上海柴油机厂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1970年10月30日）

《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上海国棉十二厂党委帮助工程技术人员改造旧思想、旧作风，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1971年7月29日）    

《充分发挥教师在教育革命中的作用——我们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的一些体会》（1972年8月16日）

《太原重型机器厂党委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引导技术人员走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1973年3月5日）

《工人群众欢迎的知识分子——记宣化钢铁公司焦化厂总工程师倪九华》（1974年1月7日）

《柳州机械厂党委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技术人员积极参加技术革新》（1975年10月24日）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1976年1月24日，季羡林）

《决不允许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1976年2月1日）

《休想把知识分子重新引上邪路——批判所谓“不存在‘知识私有’”的奇谈怪论》（1976年2月14日）

从这些反映文革知识分子政策的报道中，无一例外，都是要重视知识分子，改造、培养与工农相结合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任何哪怕一点点迫害知识分子的倾向。

《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是一篇重要文献，体现了中央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笔者摘录如下：

九月五日报上发表的《红旗》杂志极其重要的编者按，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

这个编者按是毛主席做的批示，内容是这样的：

......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继续摘录人民日报《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知识分子，建立起一支为自己服务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必需的，是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内建立完全的统治地位所必需的。......为什么叫再教育？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X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

从这篇报道中可以看到，没有丝毫迫害知识分子的内容，而是强调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必需的”——没有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就一定会资本主义复辟。这分明是对知识分子的最大重视！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看上述报道，如果需要看具体报道内容。可以后台留言。  

2 

有的人会说，知识分子就是被批斗得很厉害，受到了迫害。这个问题，《毛泽东大传》的作者东方直心老师的自传《寸草春晖》有这样的记述：

校长开始训话了，他非常严肃。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你们要按照党中央的安排，留在学校，一边学习，一边革命。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早在7月份就开始了，全体教师集中在县教育局学习文件，搞运动，揭发、批判、斗争了一批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接着，校长点出了我们学校暗藏的坏分子，首先是地主家庭出身的语文胡（我的第二任语文教师和班主任），其次是国民党党员英语刘（在朝鲜战场上学了一点英语，教我们英文），写反动日记的语文董（三年级民办语文教师），画十二角星的几何张（我的几何、代数教师）。

校长最后高声叫道：“胡YM，站出来，让师生们都认识认识你！”

......

后来我们才知道，语文胡并不是地主分子，仅仅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英语刘是南阳国民党军阀王凌云南下时裹挟的中学生，被迫集体加入国民党，后又集体投诚，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作为志愿军战士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语文董是1962年国务院实行缩编政策，河南省没有分配工作的大专院校毕业生“三千七”之一，他在日记中曾写有“人民医院就是扔命医院”一类牢骚文字。几何张实际上画的是六角星。    

东方直心老师作为红卫兵代表赴京等待毛主席接见全国红卫兵期间，到各高校看大字报，他是这样写的：

招待所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些来自乡村的毛主席的客人。一日三餐，餐餐都是8人一桌，8大盘，有荤有素。主食白面馒头、葱花面条，随便吃。高规格招待，意外享受，让我们这些乡下孩子大开眼界，深感成为毛主席客人太幸福了，太骄傲了！

此后，我每天晚上都在招待所大厅里看电视（这也是第一次享受），白天和大家一起乘车去各大院校看大字报。清华大学的校园比我们小宛城（5万人）还大，转了一圈，太吃惊了。

一连看了好几个大学，每天在大字报区流连忘返，了解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前期的真相。最让我难忘的是，第一次看到了大街上和校园内悬挂的大幅标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思索了很久，原来还有个“路线”问题呀！文化大革命前期执行了X、X路线，方向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整党内的走资派变成了整革命群众。我这才明白，我们县教育局搞错了，他们从上到下把运动的矛头指向了一般教师。    

东方直心老师回到学校后：

我向“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同学们提议，在校内开展“斗批改”活动，对校长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我们第一次和校长的正面较量是在东边一年级教室里进行的，向他提出了两个问题，要求他回答。第一，在暑假教师集训期间，为什么改变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群众。第二，为什么把胡、刘、董、张这四个教师当作坏分子批斗。校长神色镇定，不慌不忙地把两个问题全推到上级领导和其他教师身上。这次斗争可以说我们一无所获。

我感觉必须先把上述四位教师的情况问清楚，才能有凭有据地驳斥和批判校长的大方向错误。为此，我们找到几位教师，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同时，对有关政策进行了学习。

在和校长的第二次较量中，我们首先把四位教师的情况进行了说明：语文胡虽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他是知识分子，不是地主分子，不是斗争的对象。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工作表现是最重要的。英语刘是被胁迫的中学生，加入国民党也不是自愿的，又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志愿军，是有功的。语文董是下放大学生，发几句牢骚也是正常的。几何刘更是冤枉，他画的是六角形，被污为十二角星。在事实面前，校长哑口无言，说到责任，他又把其他教师拉出来作挡箭牌。    

看到校长顽固的样子，别无他法，我就提议罢他的官，夺他的权。同学们一致同意。于是，大家开始做准备，先写好材料，然后越过县教育局上访，直接到县委所在地要求县委书记接见。

这是何等的民主啊！这是何等的当家做主啊！

就想问一句，现在的“你们”、“我们”，有谁敢这么跟自己的上司谈话？有谁？

从这里也能看出，是什么人在迫害知识分子。

东方直心老师所记述的，是很普遍现象，一些当权派为了保护自己而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当然，也有一些极“左”将目标对准了知识分子——这也是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错误的。

3

“四人帮”是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呢？以江青为例，看看她是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出版杨银禄所著（口述）的《庭院深深钓鱼台 我给江青当秘书》一书披露：    

我所看到的江青的第三次流泪是为著名数学家陈景润。

1973年3月底的一天，......她（江青）在我给她挑选的文件中看到一份《国内动态清样》，介绍我国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有重大贡献震惊世界的数学家陈景润极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文章大体是这样写的：

......

江青看完这条消息以后，立刻打铃叫我进她的办公室。

我进入她的办公室，看到她拿着一块小毛巾正在抹眼泪，因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流泪，所以，也不敢问她这是怎么了。站在她的旁边，等待她先说话。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安静得很。

这时，她拿起那份《国内动态清样》，手哆哆嗦嗦，眼含泪水，慢腾腾地对我说：“小杨呀，你看到这份清样了吧？”

“看到了，我还看得很仔细呢。”我回答。

“你有什么感受吗？”江青试探性地问。

“陈景润是我国不可多得的数学专家，他的运算成果，不但对我国的数学领域是一个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太差了。”我难过地说。    

......

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她还在不停地擦眼泪，也许我的话使她更加激动了。

她放下那份清样，用哭腔对我难过地说：“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弄清了1＋1＝2的道理就轰动了全世界，我看到一份材料，有人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陈景润运算出了1＋2＝3的数论(1)，他勇敢地摘到皇冠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她说到这里，又擦了一擦她那哭得红肿的双眼继续说：“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们批示。”我接过清样，发现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江青说：“......你给迟群打个电话，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关于陈景润的工作、生活条件我跟他讲一讲，这是他负责的领域，我命令他快快来。”    

我问她：“叫他到10号楼还是到17号楼？”她说：“快，快叫他到10号楼来。”

迟群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

......半个小时后，他风风火火地来了。

我到江青办公室报告：“迟群同志来了，你看在哪儿谈？”

“我出去就在门庭谈，事情紧急，就不要讲究什么谈话形式了，谈完了叫他赶快去办。他这个人办事能力是有的，也雷厉风行。”

说着，江青拿起那份清样就很快到了门庭。江青看到迟群，没有握手就叫他：“快坐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她说：“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说着就把那份清样递给了迟群，叫他仔细看看。她接着说：“陈景润是我国，也可以说是全世界著名的数学家，许多外国著名学者都为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和伟大成果所打动。我们本来应该对他好好进行褒奖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多么差呀！不用说叫他搞科研，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可怜得很啊！主席历来尊重知识分子，他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是成了，也不会巩固。有人对主席关于‘老九不能走’一句话有误解，理解为‘老九’，就是把知识分子排在了第九位了，这不是误解是什么？主席说的这句话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戏中的一句台词，‘老九’指的是杨子荣，杨子荣是英雄，是这出戏中的主角。主席是把知识分子比喻作英雄、主角。你看科学院怎样对待陈景润的。我累了，难过极了，（请读者记住这句话，在后面关于赵九章悲剧时可以对比——笔者注）不想跟你再多说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她激动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泪的双眼，说道：“我委托你马上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说的那样？如果真的是那样，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你把了解的情况和处理的情况尽快告我！”

迟群表态：“我按主席和遵照江青同志的指示，我立即去了解和解决，如果材料讲的属实的话，我也是有责任的。听了你的指示，我的心也不安。”

江青着急地说：“你不要再说了，快去快去。”挥手叫迟群快去了解情况，马上给陈景润解决困难。

第三天，迟群来电话说：“经了解，清样讲的情况属实，我们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改善他的身体不好，工作、生活条件不好的情况，请江青同志放心。”    

后来我看到一篇报告文学说：“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了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住在小房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了。一名身着戎装的彪悍男子在门外高呼：‘陈景润同志，我是迟群，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了！’……陈景润出来了，迟群竟然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陈景润死活不肯，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强拉瘦弱的陈景润，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五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迟群的‘阵地’清华大学，几名专家立即会诊，陈景润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症。不过，依照主席的指示，陈景润还是住院了。”由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和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对他进行了全面检查、认真治疗和疗养。

陈景润在医院住了一年半。住医院期间，周恩来还亲自安排了陈景润的全国人民代表席位。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景润见到了周总理，并和周总理在一个小组里开会。人代会期间，当他得知总理的病情时，当场哭了起来，几夜睡不着觉。大会后，他继续回医院治疗。

经过住院治疗和静养，一切情况好转。医院的诊断书上写着：“精神改善；体温正常。体重增加十斤；饮食、睡眠好转。腹痛腹胀消失；二肺未见活动性病灶。心电图正常；脑电图正常。肝肾功能正常；血液及血象正常。”这份诊断书送到了在京政治局委员的案头，江青看后紧锁的眉头展开了。 

由于毛主席的批示，周总理的周到细致安排，也有江青的过问，科学院、医院的具体工作，陈景润的身体、办公、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出版杨银禄所著（口述）的《庭院深深钓鱼台 我给江青当秘书》一书披露：

江青第一次流泪是为程砚秋。

1968年11月的一个晚上，北风飕飕地吹摇着无叶的柳枝，天空中飘洒着零星雪花。江青吃过晚饭，叫我打电话给姚文元，要他到17号楼看电影。

......

室外的风刮得越来越大了，室内看电影的主人的热情越来越高。江青越看越入戏、入情、入景，越看越难过。眼泪擦个不停，用过的毛巾扔了一堆。

电影放完了，电灯亮了，江青不从座位上站起来，竟然哭出了声音，当然，哭声不是很大，但在最后一排坐的两三个工作人员都能听得到。    

......

江青擦干眼泪，停止哭泣，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们去看看程砚秋的夫人果素英。”

我问江青：“你想什么时候去看？”

她站起来说；“现在就去，马上就走。”

我劝她说：“现在就走不行啊，我们还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天又这样晚了，天气又不好，刮着风，下着小雪。等我们了解到她的准确地址，再去也不晚，请你改一个时间吧。”

江青说：“我下决心决定了的事不能改，今晚非去不可。你去了解一下程夫人的家庭地址，马上走，今晚不去看她，我就睡不着觉，难道你还不了解我的性格吗？快去打听，我等你们一会儿。”

......

已经到了深夜11时50分左右了，我报告江青程家的街道门牌号码以后，她说：“我马上去。”......午夜12时，我们从钓鱼台出发。因为是冬夜，又到了零时十分，天刮风、下雪，那时，人们也没有夜生活的习惯和条件，所以街上没有一个行人。    

......

我们是把程砚秋的夫人从梦乡中叫起来的，看到红极一时的江青和姚文元到了她们家，程夫人特别高兴，紧紧握着江青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赶快让他们二人坐下。

还是江青首先开口，非常亲切地问道：“你的身体好吗？”

程夫人说：“还可以，大晚上的，外边又刮着风，天气这么寒冷，江青同志还到我家来，不敢当呀，实在过意不去。”然后，泡茶倒水地忙活起来。

江青的突然到来，程夫人一时还搞不明白他们的来意。看来老人的心情又紧张又激动，手忙脚乱的，很不自然。

这时，江青已经看出程夫人精神紧张，就解释说：“你不要忙乎了，今天晚上，我和文元同志主要是来看望你的，请你坐在我身边来，我想跟你说说话，一不要客气，二不要紧张，平平静静地拉拉家常好吗？”

......    

她说：“今天晚上，我在钓鱼台与姚文元同志一起看了程砚秋同志演的《荒山泪》，他的唱功、做功非常迷人，情感与剧情融为一体了，声情并茂，感动人心，我曾被他精湛的艺术表演和情感所打动，并流下了眼泪。他对一句道白，一个唱腔，每一个动作都是精雕细镂的，他对京剧艺术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是许多艺术家当之无愧的学习榜样，他为中国京剧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成了独特的一派，也就是别树一帜。你保留没有保留他的剧照？”

......

江青看完剧照以后，对程夫人说：“今天晚上我觉得又悲又喜。悲的是，我看《荒山泪》的时候，随着剧情的发展和程砚秋的表演艺术使得我流了眼泪，同时，也为程砚秋同志这样优秀的艺术家离开他喜爱的舞台，离开这个世界而难过。”江青说着说着，眼泪又要流出来了。她接着说：“高兴的是，今晚看到你的身体还健康，精神也不错，又看到了程砚秋同志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各个不同时期的剧照，好像他还活跃在舞台上。”

临走的时候，江青对程夫人说：“请你保重身体，为程砚秋同志好好活着，祝你健康长寿。”    

4

到底有没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呢？有没有反动学术权威？

就在不久前，华农11名学生联名举报自己的导师，已经说明了一切。

读者朋友如果不健忘的话，会想起新闻多次报道导师对学生的各种刁难、猥亵、打击报复，甚至导致学生自杀。不枚胜举，笔者不再一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网络搜索。

1968年2月24日《人民日报》第4版的一篇报道《批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颇有意思，与大家分享：

批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中国医科大学实验员　李家红

我们实验员过去在学校最被人看不起，不管什么事都没有我们的发言权。今天，在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也要起来揭发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要作教育革命的主人。

我同学校里的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一道工作近二十年，我认为，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主。为什么这么讲呢？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吃得肥头大耳，一年到头只干两件事：第一收租，第二管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是这样。他拿着高薪，不为人民办好事。工作的时候，爱来就来，爱去就去，来了也是抽烟喝茶，大放其毒。这个披着“专家”、“教授”外衣的反动家伙，对党对人民有刻骨的仇恨。他用他的反动思想腐蚀青年一代。他是怎样带研究生的呢？先给他们布置一些书去读，然后要我们实验员帮他作实验。出了结果，写成论文，他就拿去发表。他的名字自然列在第一位，又拿稿费，又拿审稿费，真是所谓“名利双收”。    

这班家伙实际上是最没有知识的，最无能的。他们的知识，可以说是我们这些有亲身实践经验的人给他们的。有一次，我发现一种新的细菌，去问他，他不认识，还要胡讲一通，说是“大肠杆菌变异”。过了近一年，他突然拿一篇文章来说，有人发现一种细菌，要我帮他找一找。我拿文章一看，原来就是我一年前发现的那种细菌。我就去质问他。起初，他还一口咬定我发现的细菌是“大肠杆菌变异”。我把全部实验重复做给他看了以后，这个不要脸的家伙欣喜若狂地说：“啊，就是它！好！好！国内还没有发表过，快去写论文。”说完就把全部实验结果拿走了。你看，他象不象一个不劳而获专门剥削人的吸血鬼？

是谁把这样的家伙捧上了医大的讲台，戴上了“权威”“专家”的花冠呢？就是x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医大的代理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和革命的学生一道，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xxx和这班反动学术“权威”颠倒的历史，要由我们再颠倒过来！  

似曾相识啊！

再看看力股份、无市场们，他们鼓吹私有制，作为“学术权威”，他们的子女利用他们的“权威”，大把捞钱——因为力股份的一句话可能就会让这个企业无法上市，哪个要上市的公司敢得罪他女儿拒绝她女儿所在公司的业务吗？

5

学习上述《邓选》第三卷内容。

1985、1986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其中包括《邓选》三卷中所提到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资产阶级自由化”。

而这些事件，正是由于少数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知识分子的诉求中，也不能全盘否定。有的诉求是绝对进步的，比如要求惩治腐败，惩治特权，惩治官倒等。他们的诉求中绝对错误的是“不要社会主义”）    

那么，这些少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否需要改造？答案是肯定的。改造他们的思想就是迫害吗？显然不是。其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被开除党籍，能说是迫害吗？

文革期间改造知识分子使其与工农相结合，是迫害吗？

这些事件，恰恰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早早地预见了知识分子一定要与工农兵相结合，一定要将其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否则就一定会复辟资本主义。

6

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地位（好与坏）如何呢？

我们先说被“迫害”致死的赵九章先生吧。

赵九章先生于1968年10月26日（一说10日）自杀身亡。

赵九章先生多次在重大节日（五一，国庆）受邀参加天安门观礼，包括在1968年的五一劳动节天安门观礼。

另一个不为人知的是，在赵九章先生自杀前，国庆节的前三天，中央的观礼请柬就寄到了中科院，邀请赵九章先生参加国庆天安门观礼。这说明，中央（包括中央文革）是信任、尊重赵九章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可是，这张请柬在中科院最后也没有送达到赵九章手里（对比前文江青所说的“你看科学院怎样对待陈景润的。我......难过极了”——笔者注）。如果赵九章先生能即使接到这张观礼券，悲剧完全可以避免。观礼券为什么没有送达给赵九章先生，这成了一个永久之谜。    

在笔者的另一篇《邓选》学习 （二十） 科学的春天：  

1969年的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李四光、钱学森、朱光亚作为科技界代表同时进入中央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自然科学家担任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

笔者查阅了几次天安门观礼名单，可以看到里面的知识分子就可以感受到当年的知识分子政策（本文仅列举1967、1975两年的国庆观礼，其他年份及其他重大节日观礼未列举）：

1967年国庆天安门观礼知识分子：

高崇民、李四光、沈雁冰、许德珩、王昆仑、王淦昌、贝时璋、邓初民、叶渚沛、史良、庄希泉、华罗庚、严济慈、吴有训、张鋆、陈劭先、陈其尤、陈其瑗、陈垣、邵力子、茅以升、林兰英、林巧稚、罗叔章、竺可桢、季方、孟继懋、施复亮（施存统——笔者注）、赵九章、赵忠尧、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章士钊、龚饮冰、童第周、谢南光；

1975年国庆天安门观礼知识分子：

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知识分子、实业家——笔者注）、沈雁冰（此四人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国庆观礼）    

钱正英、朱光亚、钱学森（此三人作为中央委员参加的国庆观礼）

王冶秋、邓初民、贝时璋、史良、白寿彝、刘大年、庄希泉（侨领——笔者注）、严济慈、杨东莼、吴有训、陈逸松、张文裕、茅以升、林巧稚、罗叔章、季方、赵忠尧、胡绳、胡愈之、殷诚忠、浩亮、童第周（上述作为人大代表参加的国庆观礼）

于树德、王芸生、王雪莹、孙起孟、孙晓村、苏子蘅、李昌、张孝骞、陈维稷、赵朴初、赵宗燠、俞大绂、钟惠澜、闻家驷、徐伯昕、徐楚波、萨空了（上述作为政协委员参加的国庆观礼）

科技教育界代表：包括曾经被批判的钱三强、俞平伯；包括邓稼先、程开甲、孙家栋、彭桓武、陈景润、吕叔湘、任继愈等在内的共196人。

文化艺术界代表：包括侯宝林、曹禺、张君秋、赵燕侠等在内的135名人。

新闻出版界：48名代表；卫生界代表：包括吴阶平在内59人。

任何一个客观公正的人，不难得出知识分子是否受“迫害”、是否不被重视吧？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出席观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永贵副总理（农民）、吴桂贤副总理（工人）、李素文人大副委员长（营业员）、姚连蔚人大副委员长（转业军人、工人）、孙健副总理（工人），文革后去向如下：    

陈永贵副总理：1983年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

吴桂贤副总理：1977年回到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1978年任该厂党委副书记；

李素文副委员长：1978年，回到原籍，在沈阳市糖果厂当工人；

姚连蔚副委员长：1979年2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回到生产劳动岗位工作；

孙健副总理：1978年任中国机械工业供销华北公司总经济师兼中机公司、中奕公司总经理。

对比一下，知识分子将下放劳动当做“迫害”，那么......

7

所谓的下放劳动，真的是迫害吗？

2016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季羡林口述，蔡德贵整理的《季羡林口述史：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样记载：

季羡林：“文革”挨斗与系主任有关系，但是不大。“文革”中关系复杂，叫什么都要挨斗了，只要教授都要挨斗了。凡是学术地位高一点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蔡德贵：与系主任无关了。

季羡林：与系主任也有关。

蔡德贵：您是双料的啦。反动学术权威，又是走资派。

季羡林：对。也是走资派。

蔡德贵：您社教的时候在南口。

季羡林：在南口，待了大概8个月。

蔡德贵：好像您在那里工资都不敢说。

季羡林：那当然了。工资，人家一天一毛、两毛钱。

蔡德贵：您那时候400多。

季羡林：那怎么敢讲啊？

蔡德贵：是上面布置的不让讲吗？还是您自个儿不敢讲？

季羡林：上面也布置了。告诉大家别讲，不能讲。    

蔡德贵：那就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差距太大了。就是跟农民一块吃吗？

季羡林：派饭。一天一家。差距太大了。

农民一天工资0.2元，月工资6元，季羡林月工资400元。

是不是迫害，还是由读者们自行判断吧。

有的人说，教授下放劳动就是迫害！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劳动就是迫害？按照这个逻辑，工人、农民都从事体力劳动，难道他们都是被迫害么？如果工人农民劳动不是被迫害，那么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从事体力劳动改造自己的思想并为工农兵服务呢？

季羡林本人又是怎么看的呢？

本文第一部分有《人民日报》一篇报道，《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1976年1月24日，作者：季羡林），这篇报道是这么写的：

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们拖回到精神贵族的老路。

他们散布了许多奇谈怪论，其中也包括了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攻击。说什么，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了。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看了十分气愤！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旧对比的深切感受，特别是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说不完的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肆意诬蔑。    

对于象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宣传队的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地帮助我们提高政治觉悟，可花费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有时候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然而他们总是耐心等待，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允许有思想反复。只要一有点进步，就立即予以表扬。就这样，我终于有了一些进步。可是现在竟有人说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这倘非无知，即是别有用心。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摆出一副为知识分子“请命”的架势，实则居心不良。毛主席教导说：“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呢？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们拖回到精神贵族的老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也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坚决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

“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们拖回到精神贵族的老路”，与工农相结合并为最广大的工农兵服务，是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最核心政策。

绝大多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认为“不允许做精神贵族”——下放劳动锻炼就是对他们的“迫害”。他们口中所有的“迫害”都是建立在这个逻辑上的。

（当然，在此期间确实存在一些极“左”行为，违背中央政策，采取了武斗，这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坚决反对的。）

8    

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们又是如何说（做）的呢？我们以前文中提到的季羡林以及受到江青关心的陈景润来作为样板吧。

季羡林，写了一部《牛棚杂忆》，控诉文革期间所受的“迫害”。

陈景润，《人民日报》1978年3月30日第3版刊登了一篇报道《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景润在科学大会上说：党的亲切关怀是攀登科学高峰的动力》：

据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八日电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景润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言......他说，研究哥德巴赫问题的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向科学进军，光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如果没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没有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没有各级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象我这样一个病魔缠身的人，决不可能有勇气和毅力去向世界难题挑战，也决不可能有勇气和毅力去战胜病痛的折磨，特别是抗击林彪、“四人帮”一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重压。

他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九七四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华社关于我的一篇内部报道上作了重要批示（见前文第2部分江青关心陈景润所做的批示——笔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