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晚年反思文革

作者：徐汉成 写于2010年12月

建国六十年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多种的政治时期。在中国人们的心目中，影响最深的当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三个政治时期中，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名词：右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自由化。虽然，这三个政治时期所处的年代不同，背景不同，方式不同，但目的基本一致，这就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然而，三次目的相同的政治历史却遭遇了不同的命运：邓小平说，反右是必须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扩大化。而文革则于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定性为“十年动乱”全盘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邓小平提出来的，至今并没有结束。　　

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了三十多年，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在否定文革问题上，邓小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殊不知晚年的邓小平其实对于文革也进行了反思，特别是在邓小平离开工作岗位后的南巡讲话中，既谈到了在改革开放中要注意防“左”，同时也讲到了防右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不过是在后来的宣传中，邓小平关于防“左”与改革开放的谈话被无限夸大，而关于防右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谈话则销声匿迹了。我们从邓小平的文选特别是南巡讲话中看出他对于文革反思的心路历程。　　

一、右派、走资派与资产阶级自由化　　

什么是“右派”？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邓小平文选《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第2卷第294页）这里，邓小平论述得十分清楚，所谓“右派”就是一股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的势力，他肯定了反右斗争的必要性。那么，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右派是不是绝迹了呢？没有！改革开放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社会上又出现了与一九五七年同样的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不过，邓小平不再将这一类人称之为“右派分子”而是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邓小平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页《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上述我们可以看到，从邓小平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定义来看，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与“右派分子”从理论、言论、目标上去看，如出一辙、一脉相承，没有丝毫的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　　

二、关于“文革”与“走资当权派”　　

如上所述，右派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是一丘之貉，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什么是“走资派”呢？所谓走资派就是右派分子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总称。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右派、自由化分子就有很大的区别了，右派、与自由化分子是泛指存在于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等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具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倾向的所谓知识“精英”，虽然，这些人并没有掌握党和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权，但他们也具有发言权与政策导向性。对于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那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使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泛指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具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倾向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当权者，因为他们掌握着制定各种政策的领导权，可以改变社会主义方向，具有较强的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力，具有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因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右派与自由化分子更危险。上述我们可以看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右派”“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在于政治身份不同，处于不同的政治层面。因此，毛泽东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转引自一九六七年《红旗杂志》第三期）　　

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引自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1978年，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978年12月13日　，第2卷第149页）　　

1979年5月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8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3月30日　）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证明了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邓小平文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第2卷第182页）　　

从上述的论述看，毛泽东去世后，文革之所以受到全面否定，是因为以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党内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而毛泽东却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因而文革就是将阶级斗争扩大化。　　

三、邓小平晚年反思文革　　

然而，令邓小平没有料到的是：由于文革遭受到了全面的否定，早在改革初期，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全盘西化的言论就浊浪翻滚。虽然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6年又提出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由于党内的主要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不仅不予执行，而且存有抵触情绪，最终右派分子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利用学生反官倒、反腐败的情绪，策动了一九九八年的学潮，而后又演变成为了一场政治动乱。致使在短短三年内倒台了两个党的总书记的历史悲剧。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在会见美藉华裔学者李政道时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4页《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16日）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又说“中国今年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4页1989年11月23日）　　　

经过八十年代的中期的动乱，特别是一九八九年的动乱，在邓小平的思想中产生了强烈的震动，使他的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从邓小平的上述论述中，虽然，邓小平并没有肯定文革，没有直接引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词，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问题：第一、中国要出问题，这里的“问题”指的是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认同了毛泽东关于在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论述。第二、从“我们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这实际上就是认同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走资派就在共产党内”，“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论断。　　

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年1月18日　—　2月21日　）　　

这里，邓小平提出来“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命题，实际上也就是认同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怎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毛泽东采用的是人民民主的形式，文革的开展形式就是通过群众运动，通过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采取大批判的形式，谁要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人民就可以造你的反，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谁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人民就可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毫无疑问，采用这种搞群众运动的形式来保护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是持反对态度的，与毛泽东截然不同的是，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面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处理胡耀邦的问题上，邓小平采用的是个人的权威，1987年1月20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说：“我们对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处理是合情合理的，可以说是处理得非常温和，问题解决得也很顺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1页《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1987年1月20日）　　

1987年3月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拿中央的人事变动来说，我们历来对待这样性质的事总是过分，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这次用很温和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不搞运动，尽量缩小这个问题的范围，减轻这个问题的性质和分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页《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　　

从邓小平的上述论述看，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面对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不主张大张旗鼓的给予批判与反击，不主张搞群众运动，不主张让人民参与，而主张采取的是温和的形式。众所周知，邓小平是我国老一代核心领导人，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去世后，复出工作后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在胡耀邦、赵紫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邓小平任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务，虽然没有担任党内外最高职务，但成了实际意义上的领导核心，什么是温和的形式呢？这就是利用他个人的资历与在党内的威望逼使胡耀邦辞职。无疑，邓小平主政，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政治条件，但是，人总是要死的，这是一种客观的自然规律，因此，这一种历史背景与条件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是长久的，如果失去了这一种历史条件与背景，高层出问题怎么办？　　

对于这个问题，直至一九八九年经历了那场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开始反省，他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说：“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对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叫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311页《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　　

长期以来，很多人不理解，面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为什么不采取党内斗争的形式解决？为什么不限定在党内，毛泽东为什么要通过发动自下而上群众运动来解决？　　

凭毛泽东在党内与全国人民中的威望，完全有条件象处理高饶反党集团那样来处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但毛泽东没有这样做，而是通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解决，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不是限定在中央高层，中央各部委有没有？省委有没有？市委、县委有没有，如果仅是采用党内斗争来处理道路分歧的话，中央的走资派解决了，地方的怎么办？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党内外的领导者是不断的经常的更迭的，如果通过党内斗争解决了眼前的问题，那么以后的问题怎么办？谁能保证解决了张三的问题，以后便不会再出李四的问题？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说，这样的革命没过七八年，十多年就要来一次，实践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是非常正确的，从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到了一九八六年，正好十年的时间，党内外的走资派们便蠢蠢欲动了，也就出现了胡耀邦的问题。而胡耀邦三年后，身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又重蹈覆辙，虽然，邓小平说“选的时候没有选错”，那么，怎样衡量选的时候不选错？又怎样保证选的时候不会选错？既然没有选错，为什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犯了错误？为什么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肯执行？　　

三、走资派的问题的性质不同于高饶反党集团，也不同于刑事犯罪，解决走资派问题的目的并不是要他们做监牢或者消灭他们的肉体，而是要改造他们的世界观，　　

基于上述原因，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就是要通过群众运动的形式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以达到既教育了干部，又教育了人民以提高人们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觉性，让全社会提高资本主义复辟的防御能力，因此，说穿了，毛泽东就是依靠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来保护社会主义制度的。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姆维尼时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我在那个会上讲了话。当时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1页《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87年3月8日）　　

现在的问题是：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6年前后，邓小平多次反复强调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邓小平却同时又提出来“不争论”，不争论就不能明辨是非，人们就难以辩明哪些是社会主义的，哪些是资本主义的，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就是因为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下台，为什么在赵紫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还会出现1989年的旨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事实足以说明一点：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面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采用温和的办法并没有收到实际成效，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纵的恶劣后果，最终不得不动用军队的力量来解决。　　

因此，晚年的邓小平说：“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直到晚年，邓小平才“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这既是一种省悟，同时也是一种无奈的哀叹！　　

如上所述，一九八六年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讲二十年，到了一九八七年说还要加上五十年，再到一九九二年南巡讲话中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年1月18日　—　2月21日　）很显然，二十年、五十年与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时间跨度是相距甚远的。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性，邓小平是逐步有所省悟的。　　

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虽然提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的论断，提出了“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命题，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看，并没有从理论与实践中找到解决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形式和方法。　　 　

二0一0年十二月十九日　　

附文：

小平同志的十个“如果”——“理论创新”绕不过去的话题

作者：朱卫华

　　“如果”在汉语中是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就是说，当初小平同志发表这些言论时，是对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可能发生的现象或局面进行的假设式论述，这种或然性预期并不必然表示他所担心的问题当时已经存在或后来一定发生。

　　然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围绕这些假设性论述，争论以罕见的激烈程度发生了！近年来大规模的争论至少已经发生了三次——第三次至今仍在持续中！争论各方有的认为小平同志当年的假设不幸言中了今天的现实；有的认为他的部分假设已成现实，而另一部分假设目前还难以做出结论；有的则坚持认为，其假设的问题在今天并没有发生。

　　因此，这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代理论家们必须直面的课题。因为，这十个“如果”不是普通人的普通假设，而是一个世纪伟人提出的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思想家、理论家们倘若试图绕行，必然会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这样的理论创新成果是毫无价值的；而只有直面，才能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大家风范，才能有希望为中国的前途命运铸就照耀民族远航的灯塔与积聚大众力量的灵魂！

　　以下的十个“如果”，不仅散见于《邓小平文选·三卷》中，也经常被人在文章中广泛引述，因此许多人并不陌生。但当它们被集中于方寸之间时，相信读者仍不免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撼。这里，我仅就自己在阅读这十个“如果”之后产生的一些困惑简要示之，以求创新的理论家们赐教，并愿与同样关注这一组组沉重假设或深重忧虑的人们共同进行思索。

　　1、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中国目前是否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按照小平同志的观点，要证实或证伪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两个百分比充当其必要条件，即“百分之几”和“百分之九十”。关于这两个数字，近年国内外有不少调查组织拿出不同的调查版本，但似乎尚无被争论各方接近一致认可的数字结论。0.47的基尼系数应该已经给出了这两个百分比的大致轮廓，却遭到了“智囊”集团坚决地否定和抹杀。

　　但作为研究邓小平理论的专家们，就没有理由在这两个数字上打马虎眼。因为这对中国来说，实在是个致命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目前要“获得”这两个数字难度有多大，难在官方的认可上。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理论家不能在这个致命问题上拿出一个独立的结论，还能配称“理论家”吗？

　　2、如果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在中顾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页）

　　这个“如果”句的核心问题是：现阶段中国是否已经“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事实来支撑：“基本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程度。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公有制范畴中还有多少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小平同志在这里只用了一个范围副词“基本”来涵盖，而没有对这个公有制程度进行严格的数量限定。但我认为，“基本的”在这里就是表示“主要的”。

　　然而，时至今日，“主要的”生产资料在国家和集体手中到底还剩下多少？例如代表国家管理和使用生产资料的企业，而今严格意义上的集体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国有企业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家央企，地方国有企业还存在吗？如果硬要说存在，还有多少是货真价实的？况且，就算是央企，也已经在“市场化”名义下，成为挥霍着国家生产资料为“内部”利益获取最大值的垄断组织。这样，如果不再是“主要”甚至已经退居次要地位？那么，是否意味着已经“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研究“旗帜理论”的理论家必须直面的课题！

　　3、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面对面向群众承诺：“如果我们的政策不行，就改进”。其实这话说在了中国社会矛盾的总根子上。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显然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的发展模式，转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转向人民群众“共同建设和谐社会，共同享受改革成果”的社会主义，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改进”。不知中国的理论家们注意到没有，为什么要进行这种重大“改进”？因为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矛盾，而有一种重大的社会矛盾可以不可以叫“两极分化”？

　　其实，理论上给这种社会矛盾起个什么名称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近三年来执政党政策的重大“改进”，确实具有力挽狂澜的战略意图，即挽救在某些方面的重大“失败”，例如多年来在民生领域改革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败。这些失败对于社会矛盾的累积和激化都具有直接的蚀化作用。站在政策取向和制度取向的角度看，目前对中国近30年的改革做出一个多么全面的评价并非易事，尽管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成果确实令人瞩目，但至少它在某些要害部位（如三农改革、国企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就业改革、行政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的“手术”中遭到了重大阻力和重大挫折，有的甚至是重大失败。这都是无法回避的。

　　对于执政党以民本政策同社会矛盾不屈不挠的较量，我们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们难道一点兴趣都没有？须知，任何不朽的思想和理论都是从对社会矛盾的解剖中提取和锤炼的。有的理论家的那些“盛世图解式”的所谓创新理论是决然不会有什么出息的。理论家不要光想着为“治人者”提供“治民”理论，这种目标很肤浅。因为只有和谐立意下的“富民强国”理论才能奠定一个理论家宏伟的基业。

　　4、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为什么两年来执政党一再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是因为严峻的现实表明，这个“方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动摇，无论在“物质”领域还是“意识”领域。

　　再回到本段的主题上，中国现在是否已经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理论家和政治家要解答的问题。近年“主流经济学家”并不在意把富人称为“资产阶级”，把逊于富人的那个阶层称为“中产阶级”，其余另外一个庞大群体当然直呼“穷人”。不过，“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产生的“资产阶级”，是否就等同于邓公口中的“资产阶级”，这有待理论家们去研究。但按照“主流”们的逻辑，既然他们认定中国已经产生了“资产阶级”，那么，“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请问理论家们：是不是这样呢？

　　5、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

　　社会风气的重要性，小平同志在这里已经论到了极致。多年来，社会风气在人们不易察觉的状态下发生着质变，而且仍在以“温水煮青蛙”的效应“坏下去”。其依据是，当今中国“贪污、盗窃、贿赂”等现象日益恶化，官方的说法是“严重”，老百姓的结论是“横行”。尽管两年来重拳之下有所收敛，但尚未得到根本遏制。注意，小平同志在这里说的是“坏下去”，说明在他发表这个观点时候，社会风气已经出现了“坏”的苗头。因此“坏下去”之论，不再是一种预测，而是警告。

　　茅于轼先生最近说：“贪官每年贪污五千万元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才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几。”从近年“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腐败有理”论（据说有利于经济发展）到今天的“腐败无害”论，足见社会对贪渎的纵容已经到了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至于“盗窃”，就不必说了吧，比起“双抢”这个令世人不寒而栗的社会犯罪新概念，“盗窃”就算是比较“和谐”的了。

　　此外，小平同志是在告诉我们，仅仅是“经济搞成功”，绝不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部，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成果。至少在小平同志的眼里，社会风气的好坏，比经济成功与否更重要。“主流经济学家”和一些所谓的“精英”人物，常常喜欢拿一些增长性数字来证明改革的“巨大成果”。但这个“成果”无论有多么“巨大”，必须得到社会风气的一票否决或最终肯定才会有“意义”，否则，“又有什么意义”呢？不知理论家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在这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上，决不能有思维投机行为。

　　6、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

　　小平同志断言，中国如果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富起来的人“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去喂肥少数人的社会。而今天中国的现实正是如此：少数人富起来了，“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困”。长期以来，我们总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现在看来，这绝不是什么“转型期”的问题，而是“道路”和“方向”问题。

　　理论家们常常在那里津津有味地批判几十年前那个荒唐的“名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确实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社会主义”。但今天我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又陷入另一个极端呢——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苗？！联系经济、文化、社会等症状去想想吧，那大飞机下马、洋垃圾进口是怎么回事？那恶搞民族经典文化是怎么回事？那鼓吹“红灯区”合法化、“性产业”阳光化又是怎么回事？……说有些“富起来的人”“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苗”，不是危言耸听吧？

　　7、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美元……就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

　　“主流精英”经常拿当今“富少穷多”的状况气壮如牛地嘶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们的意思是，少数富人现在已经有钱了，证明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是对小平同志原创论断的歪曲。而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是说全体人民必须摆脱贫穷，这才是社会主义！

　　同时，务必注意这个“如果”句群之前的那句话：“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就是说，这个“人均四千美元”，必须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前提下创造的一个经济成果，必须是在社会公义基础上产生一个经济成果，而决不是在两极分化状态下统计出来的那个“人均”。有些人一直以来，就是企图拿富人的金马桶跟穷人的泥饭碗进行“人均”之后，再厚颜无耻地蒙骗世人：你们瞧，社会主义就是优于资本主义！这是“主流精英”一直在耍着的一种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把戏，是妄图把社会矛盾的“黑锅”扣在邓公身上！

　　8、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在这个“如果”之前，承接着一段关于对“左”“右”问题的分析。小平同志在谈到“右的干扰”时说：“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说在改革之初“主要的是防‘左’”还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话，那么今天的“右倾”现象是否已经跃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

　　小平同志并不讳言“右倾”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闹革命。但根据小平同志的推论，是否会发生这种严重后果，决定于一个前提，即中国现在是否存在“少数人富裕起来”、而大量的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也就是说，是否在“搞资本主义”。如果是，那将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如果”中，清楚地显示着这个结论。中国除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富民强国的目标，再没有别的选择。

　　尽管胡锦涛总书记在他的“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的论断中没有直接冠名“社会主义”字样，尽管温家宝总理在关于“制度”忧患与忧叹中没有直接挑明那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们的理论和行动表明，其“社会主义”的语义是绝无歧义的。因为他们不仅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者和实践者，而且是社会主义改革前程的引领者与开拓者。他们跟普通百姓一样，坚信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坚信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富人民。

　　9、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在这段话的“如果”二字之前有一句话不可不提，这句话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循着这个论断去思考，问题就来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姑且不说是否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只是实事求是地问一句，我们是否已经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或者更直白一点，30年来的道路是否已经偏离了通往共同富裕的目标？如果是，那么“共同富裕”就没有得到“本质”的体现；如果不是，按照官方的说法，为什么会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状况？而按照基尼系数衡量，为什么会出现两极分化？

　　因此，理论家们面临的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已经出现两极分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按照小平同志在这里给两极分化设定的条件是，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央地”矛盾就会“发展”，而且“可能出乱子”。必须承认，近年各种政治矛盾确实有所“发展”，小平同志所谓的“出乱子”，应不是指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而应是指大规模的政治动乱，故而也应当承认，这样的政治动乱确实未曾发生。

　　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恰恰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凸显出来：假定没有出现两极分化，为什么各种政治矛盾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如果认定已经出现两极分化，为什么又没有发生“乱子”？目前未发生就等于将来也必然不会发生吗？如何防范“乱子”的发生？如何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有效缓解乃至化解各种政治矛盾？这显然是理论家们绕不过去的问题。

　　10、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这里，小平同志给出了一种“避免两极分化”的经济手段，但小平同志有所不知，在他逝世后的十年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导致了诸多咄咄怪事：地产商不为穷人盖房子，教育不为穷人办学，医院不为穷人看病……“富起来的地区”确实交了不少利税给国家，但为民众管理这些财富的国家40多个部委都拿去做什么了呢？国家审计署里有关于他们的大量不光彩记录。地方政府中连“社保基金”这种老百姓的“救命钱”都敢贪、占、挪、转，一句话，没有把本该用于支贫的财政全部用于“贫困地区”。看来，这单一的经济手段远远不能解决“先富带后富”的问题。胡温执政团队兼用了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推进“共享”，如抑制房价、农民免税、农教免费等等，当然，这些举措的实质性推进刚刚开始，取得实质性效果尚需一段时间。

　　小平同志的意思显然是，社会主义制度本应是两极分化的“天敌”。这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在实践中却远非如此，从邓公当初的“避免”发展到了今天的“缩小”。如果说“避免”还意味着担心的问题尚未发生的话，那么，“缩小”则表明问题已经发生了。

　　关于两极分化的争论，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认为现在确实已经存在着“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即两极分化的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富的确实愈来愈富，但穷的并没有愈来愈穷，理由是“水涨船高”——穷人过去饿肚子，而现在可以吃饱了，即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这两种对立观点实质性的分野仍然是：我们现在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如果是社会主义制度，那就应该坚定不移地把“缩小”的事业进行到底；反之，就像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差距还将持续拉大”。理论家们，特别那些志在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不应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缄默。

　　[结束语] 　　综观这一组“如果”，是“总设计师”在最后阶段的“设计”中为中国留下的最深沉的声音，堪称邓小平理论中颇具基础地位的一个理论板块。他的这一系列理论假设，绝不是不着边际的空洞的政治预言，而是他从自己丰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生发出来的未来式忧患，是他从自己深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内存中提炼出来的警钟式恒言，是他从自己生前最后一段时光对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的实践探索中打磨出来的望远式洞悉。其中，对他自己在改革开放预演阶段提倡的“摸论”和“猫论”进行了更为理性的补充、调整乃至校正。

　　“翻烂”了《邓选》的理论家如方永刚教授，恳望你尤其能花费更大的精力去“翻烂”《邓选》第三卷，内中有那位“划了一个圈”的老人一生中凝结的最厚重的线条和色彩；“翻烂”五卷《毛选》，内中有一个叫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群体共同构建的庞大而完整的思想体系，那是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源头。“翻烂”它们！“翻”出一个能为中国的改革解惑释疑的经典部头来，“翻”出一个能够启迪和指导中国改革实践的思想体系来，“翻”出一个能够重归“制度”的理论史诗来。
 
　　现在，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创新是必要的，但应该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创新。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在马、列、毛、邓理论基础上的创新，是必须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创新，而不是像谢韬们那样恶意“修正”，甚至另起炉灶。但最近有一位老农民告诉我：“创什么新？治国岂能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依我看，能把马、列、毛、邓那一套用对、用好、用活就是最大的创新！”诚哉斯言！（2007年4月19日  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