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完全实事求是吗？之一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最主要的核心是两个：一个是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一个是评价毛主席。实际的核心就是一个：评价毛主席。

关于文化大革命，笔者之前写过一篇文章：

到底如何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主席有这样的表述：

(18)这十年中（1956-1966，井冈山观心注）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决议》说毛主席“个人专断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笔者查阅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专断”是这样解释的：

①应该共同商量而不商量，单独做出决定（动词）

②行为不民主（形容词）

根据《毛泽东年谱》，笔者查询了党中央做出的所有决议，显示都是由集体会议决定的，没有任何一个决议是毛主席不与其他同志商量而自己决定的——一件也没有（也希望读者朋友能提供毛主席不经会议讨论、未经多数通过而强制发布的文件）。

这与“个人专断”、“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相符吗？或者说，《决议》对毛主席的评价能经受住实践与时间的考验吗？这是实事求是吗？

还是由读者自己做出判断。

笔者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倒是找到了毛主席的提议没有被通过的情形。

根据《毛泽东年谱》：

（1961年）3月13日上午八时，为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三北会议各同志。全文如下：“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毛主席在这封信里对几位领导人提出了严厉批评“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

这“两个平均主义”是上文所说的“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当时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大队下面有多个生产队（小队），大队可以在生产队（小队）之间进行物资无偿调拨。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挫伤了富队的积极性——我生产的多，却被大队给拿走平均给其他生产队（小队）了。

这个平均主义，毛主席是反对的，希望以生产队（小队）为核算单位，这样大队就无法在生产队（小队）之间无偿调拨了，各队的积极性就不会被挫伤了。

毛主席严厉批评2天后，在广州会议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根据《毛泽东传》：

从（1961年）十五日开始，两会合一（广州会议——井冈山观心注），重新编组。各组主要围绕公社体制问题、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进行讨论。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是食堂、供给制问题，意见很不一致。毛泽东印发了几个材料，有一个是三北会议印发过的河北省委关于调整社、队规模的意见。河北主张生产队改为大队，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印发时，在标题下面特别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有一个是陕西省委关于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利弊的材料。毛泽东印发这些材料，想引起与会者注意，但议的结果，都不赞成。

即使毛主席那么严厉的批评平均主义，但他的“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仍然不被大家所赞成，在会议上没有被通过，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要以大队为核算单位。

随后通过的“六十条”就是证明。

根据《毛泽东年谱》：

（1961年）3月22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广州会议——井冈山观心注），会议讨论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

通过的“六十条”没有采纳3月15日毛主席“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而是采纳了大多数人的“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毛泽东传》有专门记载：

“六十条”就是要着重解决这些问题。关于人民公社三级的名称，过去各地很不统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那一级，有的叫管理区，有的叫生产大队，有的叫生产队，从“六十条”起，一律叫生产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一律改名为生产队。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从这次会议中可以看到，毛主席有没有“个人专断”？是不是少数服从多数？是不是服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

这个由读者自己做出判断。

《毛泽东传》记载：

“六十条”集中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实际？行得通行不通？还有些什么问题没有解决？这就需要再拿到干部和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这是毛泽东历来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这是不是“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相信读者朋友们会有自己的判断。

从上述的资料中，也能看到“大跃进”期间及以后是谁在搞绝对平均主义，是谁在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文革期间，即使对邓小平的个人家事，毛主席也没有自己“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1971年11月8日，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信，希望解决家务事，将其子女调到附近工作。

根据《毛泽东年谱》：

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我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我们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在文革期间的任何一个政策、任何一个文件的制订，是否未经组织程序而制订？是否发生毛主席不通过组织讨论而私自发出？是否存在中央制订的政策，毛主席凌驾其上而不执行？

笔者自己在《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中查找，没有发现。笔者也许会有疏漏，请读者自己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中查找，如果需要电子版，笔者可以提供。

“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实际就是“家长制”。早在1929年，在红四军，就有主要领导人指责毛主席是“家长制”、“书记专政”。

根据《毛泽东年谱》：

（1929年）5月底在永定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对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

这里的争论，矛头所指正是毛主席。以朱德、刘安恭等为代表的一些同志，指责毛主席是“书记专政”，“家长制”。

毛主席在同年6月14日针对上述观点写了一封信驳斥。

根据《毛泽东年谱》：

复信逐一批驳了所谓“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四军党内有家长制”等说法，认为这些说法都与事实不相符合，是一种不从实际需要出发的形式主义；并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

毛主席在这封信中还说：

“我们要先问什么叫作家长制，然后才可以知道4军内是否有家长制，不然随口去说，必会与事实不相符合。家长制的含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如果大家承认是这个定义，那么，我们看一看，4军的党内有没有这定义所说的，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家长制了。”“4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都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3纵队有去年5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此次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4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前委领导中没有‘家长制倾向’，党的领导的加强是必要的。”

毛主席到底是不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定性的“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最好还是按照毛主席在95年前信中所说：“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3纵队有去年5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

我们也可以去查所有的会议记录，看看毛主席到底是不是“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至少在《毛泽东年谱》的记载中，笔者未发现这样的情况。

对于红四军刘安恭等人指责毛主席“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中央的指示信（8月来信）给予了什么样的答复呢？

根据《毛泽东年谱》：

8月21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对中共红四军七大提出批评。......指出红军中的党，“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

这封信写道：

“党的书记当然更要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这是书记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毛主席竟然坚定支持人民群众发明创造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是否支持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请读者自己做出判断。

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

而且，“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被写进了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十三条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消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条款。

“个人专断”是否敢让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请读者自己做出判断。

退一万步讲，如果毛主席真的是“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其他人为什么不能提出反对意见呢？如果认为毛主席错了而不去抵制，那就是违反了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党章上清楚地写着“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

如果认为毛主席是对的而赞成毛主席，还能谈得上毛主席“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吗？请读者自己去判断。

随大流，被革命洪流裹挟着跟着走，甚至看似很革命的人，不一定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有可能是投机主义。分水岭就是他是否敢于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与各种错误作斗争。明哲保身从来不是共产党人的选择。

陈少敏同志就是一个敢于坚持自己观点而不怕牺牲的人。在1968年10月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她以“不表态”、“不举手”的方式，态度鲜明地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党籍。无论陈少敏是对是错，她的这种不计个人利益的精神，是值得每一个人尤其是各类共产党员学习的。

陈少敏同志受到过处理，但还是在后来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了1973年的国庆联欢，出席了1974年的五一劳动节联欢，出席了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

毛主席对于上级的错误决策，向来是给予批评、纠正的，包括在革命初期，毛主席批评相当于他的革命领路人的陈独秀的右倾路线。因为批评、纠正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甚至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被人误传为开除党籍，从而被撤职——撤销了他的前委书记的职务；王明路线时期，毛主席又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而做了一个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苏维埃主席。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机会，毛主席不放弃阐述自己的观点，丝毫没有因为怕被打击报复而放弃对错误路线的纠正。长征开始前，博古等人甚至不想带着毛主席转移，想要将毛主席留在被破坏殆尽的苏区。

不计较个人得失，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风格。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五不怕：“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能成为一个最民主的政党，正是因为有毛主席、蔡和森等这样一大批五不怕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为了真理百折不挠，他们不畏打击报复，不计较个人得失，勇敢地向上级向中央向最高负责人乃至乃至自己的革命领路人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敢于不举手，敢于举手。

如果没有了像毛主席、蔡和森等这样一大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畏个人得失而坚持真理，无论什么党都会变色而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

吴法宪在他的检讨书中说毛主席“伟大谦虚”，毛主席在吴法宪的检讨书批注：“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正如毛主席所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怕撤职，怕开除党籍，怕老婆离婚，怕坐牢，怕杀头，而不敢抵制错误，是人之常情，但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退一万步讲，毛主席真的“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在一个组织内部，内因是主要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对不良风气批评、反对、抵制，是共产党得以民主、从而能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内因。

一切矛盾，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而不是什么外因起决定作用。

事实证明，没有什么退一万步讲。因为毛主席在任何一件事上都是尊重集体决定，从未让多数服从少数。

（希望读者朋友们能提供毛主席违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案例）

毛主席是最讲民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革命的一生都在与专制作最坚决斗争，是他首次提出在军队中实行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这是全世界历史上的首创，是毛主席打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军队，新型军队——人民军队。

关于人民军队，有一个小故事，是莫文骅的回忆。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

1940年秋，边区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向边区政府反映，留守兵团在恳荒时占了他们的田地，并发生了其它一些侵害百姓利益的事情。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极为关注，他约见留守兵团及所属部队的十几位领导到杨家岭一谈。据莫文骅记载说：

“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接见八路军留守部队的一些领导同志。到会的有萧劲光、耿飚、阎红彦、甘渭汉、贺晋年、文年生、钟汉华、余飞、周仁杰、刘随春、李宗贵和我等10多人。毛主席半开玩笑地说：

‘今天请各路诸候来谈谈军民关系问题。’

有的同志发言时带有怨气，埋怨群众态度不好，说有的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着部队同志找毛主席评理。毛泽东同志听了以后，耐心地开导我们说：

‘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老百姓见了军队就跑。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大好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批评军队的？你们懂历史，你们说说看，是不是这样？如今变成了民管军，这该多好啊!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的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成绩。军队有广大人民群众当老师，你们做军队工作的才不会犯大错误，才能打胜仗。边区才有希望。’

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怨气一扫而光。认识到军队要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这决不仅仅是方式方法问题，而是自觉保持人民军队本质的问题，是思想意识改造的问题，要摆正军队与人民群众的位置，自觉地把军队自己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接受人民群众教育监督的位置上，彻底肃清剥削阶级军队的残余意识即军阀残余思想的影响，树立牢固的拥政爱民观念。”

注意该回忆中毛主席所说的“开天辟地以来”、“民主建政工作”。

可以说，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伟大的中国人民正是用“民主”这个武器打败了常凯申以及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等各路“专断”的反动派。

对于民主集中制而言，“不争论”、“不换思想就换人”是什么性质？还是由读者自己做出判断。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

斯：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物像主席经历过这么多的变革，从开始作为一个学生，到参加革命，到革命完成，并成为历史学家、哲学家。

毛：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看几十年后怎么看了。在一些人看来，我是坏人是定了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不赞成我。他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这就要发生争论，有时要写文章，有时要动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