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革最对不起的人是谁”说起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讨论“文革最对不起的人是谁”。在能够被允许的尺度里，原文作者已经讨论的比较到位了，所以，笔者并不打算就这个问题本身展开讨论，只提供一个具体的案例，供读者朋友们思考。

文革过去已经快半个世纪了，但很多人（无论经历或者没有经历过的）谈到这个事件，都会表达出切齿的痛恨，其根本原因就是文革中很多人“挨整”，受了很大的“委屈”。而且挨整的人还有一个相对的共同点，开头提到的那篇文章的作者也指出了，就是挨整的“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正因为如此，文革才更引起滔天的怨恨，因为挨整的恰恰是声浪最大的群体。

当然，具体到当时的历史场景，情况就比较复杂：有些是好人挨了整（例如马宾、魏巍、武光等等一大批革命同志，他们在晚年的表现是完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说明他们的确是被整错了），有些是整过火了，有些却并不冤枉（例如某人后来自称“被准确的打成了右派”……）

去年杜润生逝世八周年的时候，张木生写了篇纪念文章《不左不右杜润生》，发在了大风网站。

杜润生对毛主席的复杂情感笔者以前讨论过，当然无论怎样，杜也算不上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这篇纪念文章对杜润生的一些讨论笔者并不感到意外；笔者比较意外的，是文中提到了李井泉和王任重反对包产到户，特别是李井泉的那句“很重”的话：

张木生的父母都是老革命，他的父亲还曾经给周恩来、董必武当过秘书。张木生1965年到内蒙古插队八年，1973年到内蒙古大学哲学系学习，1980年任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被借调到农委工作。1979年农委刚刚成立的时候，负责人是王任重。因为王任重反对包产到户，1980年2月，万里被任命为农委主任，农村改革由此拉开序幕……

笔者之所以交代张木生的履历以及这段历史背景，就是为了说明张木生文章提到的上面的那段话应该是属实的。

李井泉的这个表现，大概在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因为李井泉就在文革时挨过整，而且被整得比较惨。此外，他还是某人亲口“认证”的三个关系最亲近的人之一；他在大跃进期间的表现也是“有目共睹”的；大跃进之后四川的“单干风”也刮得很厉害。毛主席为了敦促他搞调查研究，在1961年5月6日给他和陈正人写信，甚至用到了“……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这样近乎恳求的语言。笔者之前还听一个本地老同志讲述过李在金牛坝招待所的一些个人作风问题……

所以，李井泉“挨整”是不是完全冤枉呢？当然，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讲，“挨整”肯定是很“冤枉”的。然而即便如此，他在1980年还要站出来讲那么重的话来捍卫毛主席的路线，这就比较令人肃然起敬了。

1958年 李井泉陪同毛主席视察红光社 与社员温大娘拉家常

这个事件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评价一个人，一定不能用“非黑即白”的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而应该坚持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既要放到具体历史场景中具体分析，又要用发展和变化的眼光看待问题。

而杜润生对人民公社的立场和态度也是尽人皆知的。50年代他是合作化运动的反对者，80年代初他又在瓦解人民公社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杜润生的弟子温铁军对人民公社的一些认知受到杜润生的深刻影响。然而，在从事三农问题研究若干年之后，温铁军对于人民公社已经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辩证法的魅力恰恰在于此。

我们普通人要认识一条真理，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去通过实践检验，而真理早已经被毛主席指明了。难怪王震会在晚年感慨：“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