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清伟人与设计师的五个策略

 驾驭美好   2024-11-23 11:15   230 人阅读  0 条评论

改革开放后,出现很多耳熟能详的语录和策略,但客观地讲,有些不是设计师首创,而是一脉相承,应该要分清来源。


1.“四个现代化”的提出。


“四个现代化”在改开后,新闻和教科书都经常讲,又因为有”现代化”这个词,所以有人认为这是设计师提出来的发展方向。


可事实并非如此。


“现代化”这个词是毛主席最先提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前,毛主席就提出逐步地引导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


1956年,把“四个现代化”写进总纲,指出:“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毛主席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再次提到:“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1980年4月12日,设计师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讲道:“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出来的。”


后来设计师在“现代化”加了“中国式”,现在也重新强调回“中国式现代化”这说辞。


2.1978年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其实是毛主席一直努力做的事,新中国成立前,解放了压在人民的“三座大山”;新中国成立后,也努力解放束缚在人民身上的封建惯性和资本法权。


1978年提出解放思想,目的是为了破除“个人崇拜”,推行“改开”策略。


不过时间久了后,我们很多人被不断膨胀的欲望束缚了,成了金钱的奴隶,而且很多人盲目崇拜起资本家、商人和明星。


至于“实事求是”这个词,也是毛主席把它引入大家的视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该文进行详细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求”就是去研究;“是”就是客观事物内部联系,即规律;研究出规律,以此用来指导行动。


“历史宜粗不宜细”是不是实事求是呢?


特别这个“是”,又有多少人去理解呢?


如果不择手段赚钱的风气形成,不断突破伦理、法理和天理,最后的治理一定会变为“为人民币服务”,出现要扭转就难了。


讲实事求是,不仅要讲事实,也要讲规律性,比如“为人民服务”,要了解背后隐藏着“利他与利己”这对矛盾,有三个层次:


单纯地利己——只受动物的生存本能控制,败给人体内的自私基因,这样的人只想着为人民币服务。有先发优势,懂利用法律漏洞,没公心,放弃伦理和天理的约束,再加上有人脉和资源,他们鼓吹丛林法则,恐惧阶级斗争;


通过利他来利己一一这是思维层次,不少人做事就是践行这规律,老子的“不争而争”和“无为而为”,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研究,都讲到这个规律性。很多人懂得这个道理,但一到实践因私心就忘了,或者做得不尽心。


纯粹地利他一一这是价值观的层面,需要有人引导,即使做不到,“取乎其上,得乎其中”。而且因为人类社会存在“模仿律”,基层的会模仿上层,所以要求领导不能放低要求。这是一种高境界,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完全利他境界,这样的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发现规律,制定对应策略,


不能只想摸石头过河。


做好舆论引导,不能只想寄托后人智慧。


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语录


有人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胡福明说的,有人认为是设计师说的。


但这句话来源于毛主席。


背后有前提条件,有系统的论述!


很早在《实践论》就有讲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


毛主席说的是“社会实践”,包括了“物质生产、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


实践是有各种曲折,真理需要经过感性才能到达理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反复,以致无穷。


在1963年,毛主席修改《在战争与和平的两条路线》一文时,加了一句话——“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而且强调是发现真理,而不是发明真理。


4.一国两制构想


“一国两制”构想不是总设计师首创,是一脉相承,最先是由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西柏坡向斯大林代表米高扬讲述对内外政策时说:


“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1956年,毛主席委托章士钊给蒋介石带一封信,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具体办法,后由周总理归纳总结为“一纲四目”。


里面都是一国两制构想,只不过不用这个词来表达,但本质意思是一样的。

1974年,毛主席会见当时的英国首相,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
“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设计师在旁边)”


5.推动中美合作


赫鲁晓夫接替斯大林后,苏联走修正主义,毛主席判断苏联不久将来会“红旗落地”,所以有了“九评”的理想之争。


苏联想让我们依附他们,对于老一辈革命家来说,特别是毛主席,十分看重主权独立,这是过了红线,所以有了利益之争。


苏联撤走专家。


与苏联战役不断。


还遭到核讹诈。


毛主席思考中美苏三国的国际形势,利用矛盾,在冷战中顺利从棋子变为棋手。


美国是资本主义阵营的带头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领头大哥,都恶交是两面作战,不符合聚焦思维,得为国家考虑前途。


而美国因为在朝鲜战争失利,又陷入越南战争中,国内反战情绪高涨,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输出,与苏联争霸吃力。


所以有了中美合作的趋势。


为了争取主动权,所以不着急跑去找美国,等契机,绝不低头小心翼翼搞合作。


所以有了尼克松主动来访华。


这是推动后来中美合作的基础。


伟人逝世后,设计师接手做这件事。


以上五个策略或语录,我们在一些舆论宣传下可能会记错,需要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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